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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历史细节(之一)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日期:2017-10-13 09:28:37    

一大期间,闯入会场的到底是什么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第六次会议的时候,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朝屋里环视。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然后就退了出去。在距此不远的地方,确实有一个社联组织,但这组织既没有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因此,大家认为这事非常可疑。

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立即说这是一个“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于是代表们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只剩下陈公博和李汉俊。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车停在了望志路,十来个巡捕包围了这栋小楼,法国警官带着中国密探进入楼内搜查。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没多久就离开了。

那么,7月30日晚,那个首先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几十年过去了,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处了解到,有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这个人。叶永烈便前往薛耕莘老人的寓所拜访。在谈话中得知,那个身穿灰布长衫闯入上海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遂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做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程子卿也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有关人士说明相关情况,程子卿没有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处理。1956年,程子卿病逝于上海。

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当一大上海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后,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召开。王会悟后来回忆说:“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的意见不一。我想到我的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

第一批代表由王会悟带领离开上海后,李达又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出发。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怕再引起别人注意,没有继续参加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没有去嘉兴。王会悟回忆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代表们上船后,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我坐在船舱外望风,见有船划近了,就敲窗门,提醒代表们注意。”

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继续7月30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

首先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

吃过午饭,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进行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汽艇“突突突”的声音。在船头放哨的她警惕地敲了几下窗户,船舱内的代表们中止了讨论,把摆在桌面上的文件收藏起来,“呼啦呼啦”地搓起了麻将牌。等汽艇渐渐靠近,才发现不是警察的巡逻艇,是私人租用游玩的。

经过刚才的虚惊,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加快讨论,尽快结束会议。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全国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

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下午6时,夜游消夏的游船逐渐增多,南湖水面上渐渐热闹起来。在这黄昏之中的桨声灯影里,张国焘宣布会议闭幕,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在庄重的气氛中,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对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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