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人”实则“真小人”

　　《新华日报》9月23日报道，9月22日晚，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会议强调，要把政治标准落实到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结合领导班子换届，严把政治关、廉洁关，决不能让政治上的“两面人”蒙混过关、投机得逞。

　　“两面人”，即以两副面孔示人的人，公开一套，背后一套。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官员。

　　《魏书·公孙轨传》载，北魏世祖拓跋焘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结果，“诸将取之盈怀”，而公孙轨“独不探把”，手不伸，什么都不要。世祖被感动了，当众对公孙轨“亲探金赐之”，并夸奖道：“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要把公孙轨树为廉洁的榜样。而事实却证明，公孙轨的“廉”是一种表演。“独不探把”，只是他在皇帝面前的表演；到地方为官，他是“单马执鞭”去的，“从车百辆”回的，全然大贪、巨贪！公孙轨正是个典型的“两面人”。

　　明朝傅振铎这样说过：“凡招权纳贿，言清而行浊者，虽日讲门户，日附声气，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权，不纳贿，品高而名暗者，虽门户无讲，声气无附，而亦真君子也。”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傅振铎的精辟概括，为“两面人”绘制了一幅标准像。小人，本身已是人格卑劣的人，再加上一个“真”字，憎恶到了骨子里。

　　“两面人”之所以表现出“两面”，重要的一点在于其毫无耻感。明朝学者杨鼎评价自己：“平生无可取者，但识廉耻二字耳。”他把廉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为人时只有先“识廉耻”，为官后才不至于对权力观的认识虚有其表。《玉堂丛语》云，杨鼎擢升户部右侍郎时，恐不胜任，乃书“十思”于座隅以自省。这十个方面是：“量思宽，犯思忍，劳思先，功思让，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终，退思早。”简言之，就是需要气量时要想到宽宏，遇到别人触犯时要想到忍让，辛苦的事情要想到争先，功劳的面前要想到退让，排座位的时候要想到往后面靠，走路的时候要想到走在别人的后面，遇到扬名的事情要想到退居幕后，当了官要想到自己胜任与否，为官之道要想到善始善终，年纪大了要想到尽早让贤。对这“十思”，今天当然不必完全认同，但是必须看到它们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鼎能提出来，表明他具有极强的自律意识，他说自己懂得廉耻，叫做真懂。《明史·杨鼎传》载，杨鼎致仕，就是他自己“再疏求去”的结果，然“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终其身。大臣致仕有给赐，自鼎始也”，表明朝廷对他也高度认可。

　　所谓真懂廉耻，就不只是自己说说，而是有相应的行为作佐证。言清行浊的“两面人”不用说了，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甚至认为“廉易而耻难”，做到清廉相对来说是容易的，难的是知耻。《管锥编》举两例为之作注，一个是西汉的公孙弘，贵为三公，却“为布被”，且“食一肉，脱粟之饭”，这样的人“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再一个是五代十国时的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雍正朝重臣鄂尔泰更引申了一步：“盖谬拘臆见，薄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廉吏与贪吏罪同等，好事较误事害更大。”这就是说，清廉只是为官的底线，为官还需“以民事为事，以民心为心”。

　　当然，对于今天那些恬不知耻的“两面人”来说，这个“廉”字往往也无从谈起。落马之前，王立科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说，王立科“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腐化堕落，大搞钱色交易；贪婪妄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他人贿送巨额财物，肆无忌惮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贷款办理、职务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的落马，将其“两面人”的画皮也终于揭了开来。（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