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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伟,男,1964年2月出生,1981年9月参加工作,198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市铜梁县平滩中学教师,教导处副主任;铜梁县教育局干部;铜梁县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副主任;铜梁县环保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党组书记;铜梁县国土房管局局长、党组书记;铜梁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中华龙温泉旅游开发区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铜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铜梁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铜梁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兼巴岳山玄天湖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铜梁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2023年6月,何建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4年1月,何建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重庆市铜梁区政协原主席何建伟的奢华豪宅——耗资数百万元、占地数十亩的“何家大院”,建在当地平滩镇某村山脚下。据何建伟交代,大院碧水环绕的布局暗含化解“命中缺水”、延续荣华之意,但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大梦一场:“何家大院”尚未完工,何建伟已经“落马”。
初心不纯,追名逐利步步沉沦
何建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要养育4个子女,外加身体患病,欠下不少外债。贫困的生活经历让何建伟暗自立誓:“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永远不再为‘五斗米’折腰。”
有此想法并没有错,但错在选错了道路。很多人在困苦的生活中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但何建伟却认为:要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就要当大官,以权换钱。
当官发财两条道,何建伟却从一开始想的就是通过当官来发财。初心不纯,注定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9年12月,何建伟在平滩中学任教期间加入党组织。之后不久被调入铜梁县教育局,身份也从一名人民教师转变为政府工作人员。
何建伟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工作,因为表现突出,1992年,在铜梁县机关青年干部的遴选中,他被选拔调入县委办工作,并被委以重任,后担任秘书科科长,29岁时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深得组织信任。
那时的何建伟意气风发、年轻有为、前程似锦,刚开始时,有人巴结奉承,还有人送钱送物,但何建伟都拒绝了。他在自我剖析时说:“我不是不想要,我需要的是可以彻底改变贫穷命运的财富。我还需要克制欲望,将对财富的渴望深埋心底。”
贫穷困苦的成长经历和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塑造了青年时期何建伟拼搏向上的积极形象,同时,由于修身不正,也造成了其认为有权有钱才有尊严、才有出路的扭曲心态。
1997年,何建伟调入铜梁县环保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同时兼任铜梁县巴川河清污分流工程指挥部指挥长。这是何建伟第一次掌握了管理工程项目的权力,开始同商人老板有了直接接触。商人老板们出手阔绰、生活奢华,让何建伟看见了社会生活的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也同他简单清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是人,为什么这些老板就可以活得如此潇洒,而我的生活就要如此窘迫?”在这样的反复质问中,何建伟内心的天平彻底失衡,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欲望破土而出,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而我面对考验面对诱惑无法把握自己,也为我之后的步步沉沦、走向堕落埋下了伏笔。”何建伟忏悔道。
底线失守,贪口大开越陷越深
1999年,何建伟任铜梁县环保局局长后,工程建设老板曾某走进了他的视野。为在工程承接、项目协调、工程款拨付等方面得到关照,接触一段时间后,曾某拿出3万元作为“见面礼”送给了何建伟,拉开了其贪欲的闸门,也成为其贪腐道路上的“助推剂”。
“这是我收受的第一笔贿赂。”这么多年过去了,何建伟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既恐惧又渴望。“紧张恐惧是因为我知道这肯定是违法犯罪行为,一旦被发现查处,我曾经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兴奋渴望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变现的快感,第一次感觉我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有了回报。”
许多贪腐都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往往第一道防线没有守住,后面就会层层失守。商人老板与何建伟私相授受的同时,也让其深陷享乐奢靡的“温柔乡”。2004年以来,何建伟兼任铜梁县委统战部部长,以支持帮助民营经济为借口,开始与商人老板勾肩搭背、吃吃喝喝。
商人老板也深知何建伟这一喜好,经常请其吃饭喝酒拉拢关系,请托何建伟提供各种帮助。何建伟也根据请托事项的大小收受金额不等的好处费,酒桌饭局也逐渐演变为其与商人老板进行权钱交易的“名利场”。
“自己想当然地以为吃吃饭喝喝酒没有什么大问题,然而真正的侵蚀都是从一杯美酒、一句恭维开始,一点一点拉近和你的距离,让你放下心中的警惕,不断地走近你、软化你、腐蚀你、拉拢你。”何建伟悔悟道,“等到你醒悟的那一刻,一切就都已经晚了。”
觥筹交错之间,底线一步步突破。此时何建伟已经全面蜕变:“我觉得给老板提供帮助就应该得到感谢,收取好处费理所当然。”
2006年,42岁的何建伟任职铜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其贪腐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不少商人老板看好其政治前途,与其打得火热,肖某就是其中一位。那些年,肖某精心“围猎”何建伟,陪吃、陪喝、陪玩,得到了何建伟十足的信任。当然,肖某的付出也没有白费,他的业务范围跟随何建伟的任职轨迹,一路变迁。从最开始的环保产业到后来的房地产项目、再到新农村建设示范项目,等等,何建伟在土地审批、项目施工许可、房屋预售许可等多个环节积极为肖某提供帮助。为了避开直接收受大额现金贿赂的风险,双方还精心设计收取好处费的方式,何建伟或以亲友名义投资入股,收取分红款;或以借款的名义,收取肖某高额利息,在贪腐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贪欲如洪水,不遏则滔天。1997年至2023年期间,何建伟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10名特定关系人和相关单位,在获取土地、项目推进、介绍项目、拨付工程款、项目验收、企业经营、获取补贴、协调审批、招商引资、安排工作、调整岗位等方面提供帮助,涉嫌非法收受财物近两千万元。
变本加厉,亲情异化家人同腐
2012年,何建伟离开铜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岗位,再次担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何建伟却认为这是被边缘化的信号,自己提前成了“天花板”干部。他总结出一套自己的错误价值观:当领导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一旦职务调整或者退休就不受人尊重了,唯拥有财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受人尊重。于是,何建伟开始变本加厉追求奢靡的生活。
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何建伟并非没有畏惧,他不止一次害怕过、恐惧过,但贪欲之念、侥幸之心最终占了上风。他自以为,虽然不直接分管国土、建设、水利等部门,但可以利用县领导的身份,大肆向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打招呼,这种“协调性”权力不如直管权力那样明显,几乎是不留痕迹,隐蔽性强。就这样,何建伟看似什么都不管,但通过这种“协调”,其实就变成了什么都可以管。
在一次次“协调”中,何建伟尽量当“好”人、做“好”事、说“好”话,对外营造出爱帮忙、能帮忙的“好名声”,努力和老板成为“利益共同体”。因此,慕名而来的老板越来越多。何建伟说:“我一只手拉着商人老板,另一只手拉着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将自己作为‘钱’和‘权’的连接点。”
为了更“可靠”地敛财,何建伟还把自己的胞弟拉进来充当“白手套”,先后为其“协调”工程项目40余个,并在工程承接、工程建设、工程款拨付、工程验收等方面给予帮助。虽然是胞弟,但这些“协调”仍然明码标价:工程利润对半分。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其胞弟作为何建伟的“提款机”,为其输送好处费800多万元,全面满足其买房、投资、放贷等各种需求。
其他亲友也是何建伟的受贿渠道,对于其他亲属请托安排工作、调整岗位、追讨工程欠款等事项,何建伟也根据事情的大小收取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的贿赂。“亲属间行受贿”可谓是何建伟受贿的一大特点:在其涉嫌收受的贿款中有将近一半来源于亲属。在何建伟看来,即便是为亲属帮忙,收取好处费也是理所应当的,血缘、亲情都远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实惠。
何建伟与亲兄弟“明算账”,收亲友的好处,其妻子也夫唱妇随,结果一人腐带动夫妻贪。肖某为感谢何建伟在新农村示范项目建设中提供的帮助,以借贷返息的方式向何建伟兑现感谢费。何建伟将来龙去脉告知妻子,妻子不但没有阻拦,反而配合其向肖某转账300万元,此后,肖某以借贷返息方式向其支付“利息”200多万元。
连亲友的好处费都不放过,其实也隐藏了何建伟自作聪明的小心思,通过胞弟、亲友间的“掩护”,何建伟以投资收益、放贷收息等方式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掩盖,以他人名义开设银行账户、找他人代持资产等方式对风险进行隔离,妄图修建“隔离带”和“防火墙”,规避组织调查。日子长了,何建伟就天真地认为自己“手段高明”,违法犯罪行为不会被发现。
家风败坏与腐化堕落总是相依相附。认为升迁无望的何建伟,决定好好享受生活。为此,他指使胞弟在农村老家大兴土木,修建“何家大院”,以光宗耀祖,彰显富贵。
何建伟对这个大院寄予厚望,畅想退休后在此享受奢华的生活。从请人看风水开始,挖建水塘、修建道路、建造房屋、栽种苗木,前后历时十余年,耗资几百万元,占地数十亩,直到案发都没有完工。在修建过程中,他多次利用职务便利违规给相关部门领导打招呼,利用修建山坪塘、道路整治等项目为“何家大院”获取财政补贴资金,违规大面积超占超建。“这不仅仅是一栋房子,更是我一生成就的写照。”此前,何建伟对“何家大院”这般评价。
但被查处后,他追悔莫及:“我本以为‘何家大院’是彰显我一生成就的‘功绩碑’,现在却变成了铭刻我违纪违法行为的耻辱柱。”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世上哪有完美的通道、哪有自以为是的高明手段、哪有不会醒的荣华梦。在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的反腐败斗争中,何建伟机关算尽,直至被查处才如梦初醒,却为时已晚。
◆案件点评
欲有所制才可清白做人
余品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综观何建伟案,其腐化堕落的根源在于其初心使命不牢固,理想信念不坚定。出人头地、升官发财的私心杂念在其内心深处不时作祟,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和土壤,就会迅速致其腐化堕落。再加之失守的作风问题和越界的政商关系,风腐交织成患,加速了何建伟自我放纵,让其一步步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同时,权力失去监管,必然导致腐败。除了何建伟自身的问题,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也是其越陷越深的客观因素。从何建伟滥用权力的特点来看,他把“协调权”用到极致,从表面的什么都不管变成实际上什么都管,反映的恰是制度形同虚设,用权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旦失去监管,那么权力滥用、以权谋私,都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查办案件最终是为了治病救人。何建伟案警示我们,党员干部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要把拧紧思想的“总开关”作为头等大事,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各级党组织应将作风建设作为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纠治“四风”顽疾,积极探索风腐同查的工作机制,坚持抓作风反腐败一体谋划,同步推进,切实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把完善监督制约作为规范权力运行之策,抓住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打招呼“协调”的寻租空间。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不能丢弃的政治本色。何建伟的沉痛忏悔声犹在耳,领导干部要从警示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时刻保持警醒,常怀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做到行有所止、欲有所制,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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