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持续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让反腐“铁拳”更加有力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某村经联社负责人林某武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各种手段侵占集体资金，并伙同经联社会计员林某龙、出纳员林某民共同侵占集体资金，三人最终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执行逮捕。这是汕头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后，又一起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违法问题进行处置的典型案例。

在以前，像对林某武这样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曾经存在盲区，他们虽然手握公权，却不在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的范围之内。由于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对这些人的监督全覆盖，补上了行政监察范围过窄的短板。

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汕头市纪委监委主动作为，在改革中探索，在探索中改革，实现机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和战略性重塑，在实现监察监督全覆盖基础上切实增强监督有效性，不断完善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严、准、快、实”特点鲜明，反腐“铁拳”更加有力。

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汕头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强组织 打通监察全覆盖“最后一公里”

由于监督面的扩大，迫切需要一支更加有力的监督队伍，完善纪检监察组织成为当务之急。对此，汕头市纪委监委通过机构、职能、人员的有效调整和深度融合，为推进监察全覆盖打好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汕头市纪委监委通过人员交叉配置、优势互补，将队伍力量向监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一线倾斜。

经过调整，市、区（县）两级设置的纪检监察室从改革之前的29个，到改革之后的49个，增加了69%。市、区（县）两级纪委监委干部职工人数从改革之前的481人，到改革之后的618人，增加了28.5%，转隶人员占总人数的22.2%。

在此基础上，加强市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建设，明确23个派驻（出）机构的名称、职责及监督单位，并明确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任驻地部门党组（党委）成员，驻地部门不设党委（党组）的作为班子成员，专门履行监督职责，从而实现派驻监督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派驻监察职能覆盖到位。

汕头市纪委监委还积极推进区（县）监委向镇（街道）派出监察组工作，并推动区（县）将监察职能向村（社区）一级延伸。目前，全市共71个街道（镇、管委）已全部完成派出监察组。

强机制 探索纪法贯通法法衔接高效机制

监督队伍力量的充实和融合，从“人”这一关键要素为监察体制改革打下基础；而建立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机制，则从体制机制这一层面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先法后纪’，‘带着党籍上审判席’的现象时有发生。”汕头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部分职能交叉重叠，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存在重复劳动，既增加反腐成本，又带来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纪检机关的调查证据不能直接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移交后，检察机关须重新开展调查。这就需要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监察体制改革令这一问题迎刃而解——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既执纪又执法，对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一起查，解决了上述问题，同时也对纪律审查、监察调查以及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之初，汕头就致力于探索构建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纪法贯通和权威集中、高效顺畅的法法衔接机制。

由于反腐力量整合，办案质效大大提升。“11·1”专案，是汕头市监委成立后所立的第一宗案件，也是该市首宗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从2018年1月18日立案到2018年2月8日，将金平区房管所所长蔡某水、副所长赵某忠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全程仅用15天。

这得益于汕头市纪委监委通过加强与检察机关沟通协调，贯彻纪法衔接，提升案件办理效率——针对首次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经验不足、检察人员正待转隶的情况，市纪委监委商请市检察院选派2名经验丰富、待转隶的检察官加入专案组，提前介入案件。专案组办案过程中针对发现的工作衔接上的操作“空白点”，迅速与市检察院进行沟通，确立了相关衔接工作机制，顺利完成了被调查人的交接工作。

而后在查办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大布上社区原党委书记连某明等基层干部涉黑涉腐案、汕头市原招商局副局长张某丰严重违纪违法案等一批大案要案过程中，汕头市纪委监委均充分发挥改革的制度优势，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极大地提升案件办理效率。

同时，监察体制的改革深入，体现出来的就是监督的覆盖更加全面。2018年以来，全市移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77人。汕头市纪委监委共接到法院、公安移送判决或处罚人员名单3万余人，经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对相关人员身份进行比对，共发现问题线索356条。去年，市纪委监委共接收公、检、法移送线索172条。

强质效 整合资源持续推进追逃追赃行动

在2018年初汕头市监察委员会与汕头市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市追逃办）同步成立，并将追逃职能放在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

成立之后短短1个多月时间内，追逃办于3月13日在潮南区司马浦镇抓获首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某才；6月26日，在上海将涉案金额最大、潜逃时间最长的涉嫌挪用公款人民币1.18亿元，潜逃20年的原汕头农业银行潮阳支行员工陈某抓捕归案。

2019年1月26日，在广西北海市抓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东石油分公司原总务赖某雄，该名犯罪嫌疑人原被汕头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挪用公款潜逃15年。2月28日，将市纪委监委立案调查的潮南区红场镇大陂村原党支部书记杨某泉抓获。

这一系列“成绩单”正是汕头借助监察体制改革契机，发挥监察职能作用，整合资源持续推进追逃追赃行动的成果。

“追逃追赃和防逃涉及面广、工作复杂，缺少哪个部门都无法完成工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时跟踪工作进展，共同研究解决追逃追赃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形成追逃强大合力，建立追逃追赃工作绿色通道，是监察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汕头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监察体制改革如何助力汕头追逃工作提质增速？相关负责人介绍，市追逃办成立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各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及时调取、梳理、核实、更新和补充在逃人员信息、案情和社会关系。与此同时，针对市外逃人员信息排查、调查布控受区域以及权限限制的问题，对外逃人员可能在外省市的藏匿地进行分析，主动派员与当地有关部门建立联系，借助当地有关部门技术支持及相关力量进行布控排查。

如在对外逃人员方某真的抓捕过程中，汕头市纪委监委根据摸查到的信息，及时与深圳市公安机关建立联系，请求支持。公安机关根据疑犯照片进行相关信息线索比对排查，确认疑犯在深圳生活。汕头市纪委监委及时派员前往深圳开展工作，最终在深圳警方的大力支持下抓获该犯。又如在对外逃人员陈某的抓捕过程中，同样是苏州警方根据汕头市纪委监委提供信息，通过大数据排查出其以另外身份办理的身份证及其住址，及时将情况通报并配合汕头市纪委监委将其抓获归案。

自汕头市监委成立至今，全市共追回外逃人员34名，其中由市监委直接追回外逃人员6名，形成“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的强大震慑。

精准监督 精准问责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已成为纪检监察工作标本兼治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政策要义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创新举措和制度性成果，为把监督做深做细提供了有力抓手。

在监察体制改革后，汕头持续探索推进“四种形态”在监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使“四种形态”贯穿执纪执法全过程。

日前，汕头市纪委监委组织对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考核中领导班子被评为差的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通过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时提要求、敲警钟，“咬耳扯袖”，让领导干部“红脸出汗”。

“把工作做在违纪之初，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让干部远离纪律的红线、法律的底线，是监督的应有之义。”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扛起监督这一首要职责的实践中，汕头市纪委监委明确把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第二种形态作为监督工作的基本手段，通过积极探索监督有效抓手、强化内部工作指引，打出一套监督“组合拳”，使监督更加聚焦、更加精准、更加有力。据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汕头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谈话提醒共6639人次，其中咬耳扯袖6574人次，红脸出汗65人次。

在强化精准监督的同时，汕头市纪委监委还注重精准问责。通过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新机制，严格按照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施克辉提出的“七看”，即看违纪情节、看危害程度、看时间节点、看动机原因、看认错态度、看一贯表现、看群众口碑，进一步细化问责事项，规范问责程序，确保问责工作有章可循。

对潮阳区贵屿镇卫生院的问责，正是一例。2018年，省纪委监委在暗访中发现，该卫生院建设调门高、进展慢，应付标准化改造弄虚作假，只见图纸、不见落地。暗访情况转督办后，汕头市纪委监委立即成立核查组开展核实工作。

经查，该院作为乡镇综合性医院，本应按省、市印发的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于2016年底完成院区标准化改造，但两年过去却迟迟不见落地。

“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如何定性量纪，既要有合理的依据，又要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市纪委监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此，在充分调研走访的基础上，汕头市纪委监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在定性量纪时充分考虑实际、分清责任，对时任潮阳区卫计局局长等相关人员给予处分，对贵屿镇卫生院院长给予批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