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第四十九章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有没有“常”字，是“常”还是“恒”，是“常无心”还是“无常心”，都不要紧，涉及的是版本问题，但老子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王安石说：“圣人无心……以‘吉凶与民同患’故也。”当代朱谦之先生说：“此言圣人不师心自用，唯以百姓之心为心而已。”陈鼓应先生译曰：“圣人没有主观成见，以百姓的心为心。”老子说的圣人，当然不是孔夫子，而是道德智慧极高的那种人。

官员如何为政，是一个不知议论了多少世代的问题。在有识之士的认知中，一向强调百姓的重要性。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贞观政要》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大抵都是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翻版，至少道理是同样的道理。

元朝张养浩编有“三事忠告”，是“就其居官所得，剀切指陈，欲凡从政者知法所戒”（张元济语），也可以说是他践行“以百姓心为心”的写照。在《为政忠告》中，他明确了官员任命下达时该如何、上任时该如何、听讼时乃至闲居时该如何。比如上任，先要调查研究，“比入其境，民瘼轻重，吏弊深浅，前官良否，强宗有无，控诉之人多与寡，皆须尽心询访也。至则远居数舍，召掌之者语其详疏，其概先得其情”。《风宪忠告》的开篇，他以切身经历忠告官员要“自律第一”。他说：“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层层递进的关系表明，官员的职责越重，自律应当越严格，“自律不严，何以服众？”至于什么叫严，他开列了一个“负面清单”：“或巧规子钱，或盗行盐帖，或荒耽麯糵，或私用亲属，或田猎不时，或宴游无度，或潜托有司之事，或妄兴不急之工，或旷官第而弗居，或纵家人而不检，于斯数者而有一焉，皆足为风宪之累”。其中“盗行盐帖”“田猎不时”等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与今日官员理应具备之操守并无二致。

必须看到，实践中的一些官员讲起道理来天花乱坠，见之于行动则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内乡有座据说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县衙，那里一副对联很典型：“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对当官应当持有的心态、官员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如何摆正位置，认识得可谓透彻不过，也算是对“以百姓心为心”的具体阐发了。从前各地衙门的厅堂之上，也无不高挂着“正大光明”“明镜高悬”一类匾额。不过，行为究竟正大光明与否、明镜能不能高悬，光靠表白或招牌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何以恰恰相反，百姓认定衙门是个“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所在？大抵正在于太多的事实让人不得不作此结论吧。如宋朝御史中丞王畴弹劾大理寺丞杨枕：“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气凌公卿，而利交市井；畜养污贱，而弃远妻孥。”杨枕这种官员，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广东古八贤”之一、宋朝刘元城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明朝周天佐云：“示人以言，不如示人以政。”道理虽浅显，却振聋发聩。明朝曹端更对官员作为提出过一个评价标准：其公廉乎。在他那里，口号叫得如何山响他不管，他只看结果。他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诠释道：“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

在注释“以百姓心为心”时，陈鼓应先生引述道：“理想的治者，收敛自我的成见与意欲，不以主观厘定是非好恶的标准，破除自我中心去体认百姓的需求，而敞开彼此隔阂的通路。”这一点，张养浩是做到了的。前人因此评价他：“执法牧民为贤令，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台则号能臣，是诚一代之伟人欤！”那么，张养浩就可称为老子 “以百姓心为心”的“圣人”了。（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