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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也是我国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1934年,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坚持一身正气,敢于动真碰硬,赢得了红军战士和老区群众的信任和敬重。至今在江西瑞金还传唱着一段顺口溜:“阮啸仙,真过硬,审计肃贪是能人,群众见了哈哈笑,贪贼见到失了魂。”
一
“这显然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正是一幅浪费的画图”,这充分暴露了一些同志“自己对苏维埃、对中央命令采取不尊重态度!”
“当着‘死亡或者胜利’的决战关头,我们没有时间找别的话向省苏(省苏维埃政府)说了,只有把‘节省每一个片,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省苏面前!”
这是刊登在1934年6月19日《红色中华》报上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作者是阮啸仙,他在信中连用三个“这是说明什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对方不执行上级命令还找理由搪塞的行为。语气严肃,措辞严厉。
在广东省河源市的阮啸仙纪念馆,我曾看到过这张报纸的复印件。淡淡的黄页,模糊的字迹,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斗争气息。看过阮啸仙照片的人,或许很难将这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和他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在影像资料、历史图片中,还是在后人的口述中,阮啸仙都是一个温文尔雅、待人和蔼、性格温和的人。不过,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作为审计制度的开创者,阮啸仙对根据地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之风绝不容忍,敢于动真碰硬、揭露问题。
1934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的节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封来自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申诉”材料让阮啸仙非常生气。原来,福建的同志在为审计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叫屈,还找来一大堆理由。留存的审计档案资料显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三月份不但没有节省行政经费百分之三十,反而比二月份还超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比中央审计委员会当月核定数超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规定,“省及中央直属县、市的预决算由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审查,然后送中央财政委员部,由中央财政委员部汇集加以审查后,送到中央审计委员会”,并要求“预算须于五天内审查完毕,决算的审查期亦不得超过十天”。然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却“办公散漫”“久拖不决”,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和上报预算,还找各种理由敷衍搪塞。
这一下惹怒了阮啸仙,面对“申诉”材料,他拍案而起:“苏维埃政府决不允许这样的官僚主义存在!”当天晚上,他就给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写了回信。为达到更好的警醒和教育作用,他还把信送到《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公开信一经发表,在苏区引起很大反响,及时消除了部分人员在节省运动中的消极心理,也打消了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畏难情绪,推动了节省运动向纵深开展。1934年4月至7月,节省运动成效显著,不仅完成了80万元的节省计划,还超额完成50万元,总额达到130万元以上。
二
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这里是阮啸仙出生的地方,至今保留着阮啸仙的故居。2002年7月,阮啸仙故居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定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追寻这位先辈的红色足迹,我曾两次到访这里。
这是一栋三进院落式客家民居建筑,始建于清代,古香古色中传承着一股浩然正气。阮啸仙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客家人特有的秉性也铸就了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性格。
阮啸仙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后,深感责任重大,亲自拟定了《审计条例(草案)》,对审计的责权及其他要点作了清晰规定。审计职责明确后,阮啸仙以审计监督为重点,对中央各部委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在这次审计中,他发现,过去一直存在并严令要求严格整改的挪用会费、贪污浪费、疏于财务管理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此前,阮啸仙曾担任过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对社会团体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他决定进一步加强对群众团体财务收支特别是会费管理情况的监督管理。在1934年4月7日出版的第172期《红色中华》报纸上,我看到了当年登载的一份审计报告。报告中,对互济会“拿救济费做机关开支”“各种捐款没去检查”“开支项目不适当”等财务收支乱象,以及反帝拥苏总同盟存在的“贪污月费”等问题,进行了无情揭露,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份报纸的复制品陈列在江西瑞金的中央审计委员会旧址展室内。在这份报纸上,我还看到,审计报告指出,“其他募捐如慰劳红军、救济难民……互济总会全然不知”“全苏区会员有46万多,平均能收40%的会费,每人收两片,每月该有368000片,合大洋1120多元,这些钱哪里去了?总会不晓,也没有企图去晓得”“自然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贪污,福建省会就发现了司务长与宣传部陈道雄的贪污浪费的事件,可是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理会这件‘小事’,反正他们有钱可以自由使用,这里明显的表现出官僚主义的领导”……
应该说,这份审计报告实事求是、直戳痛点、真点问题,充满着“辣味”和“火药味”。为了让人民群众一起监督政府,阮啸仙还把审计报告刊登在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红色中华》报上,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开启了在媒体上公开审计报告的先河。在阮啸仙的领导下,中央审计委员会为中央苏区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很多可靠依据,中央和各级政府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阮啸仙手上,29名贪污分子被送上法庭,中央苏区军政机关每个月减少开支20余万元。在一次次审计攻坚中,他经常累得精疲力尽,但仍坚持工作,他说:“凡是贪污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会甘愿承认的,只有严格审核,把握证据,才能逼使贪污分子缴械投降。”
三
今年是阮啸仙牺牲90周年。在江西信丰、安远交界处,阮啸仙当年牺牲的地方,人们自发来到纪念碑前,送上一束鲜花,敬上一个花圈,表达着对这位革命先烈的崇高敬仰和无限哀思。人群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陈其明,一位专门研究阮啸仙的党史专家。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第多少次来这里祭奠阮啸仙了。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敢不敢斗争、能不能斗争、会不会斗争,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试金石’。阮啸仙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把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做到了极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陈其明感慨良多。他说在自己出版的专著中,很多都讲到阮啸仙敢于和形式主义作斗争的典型事例。其中一个,让我记忆深刻。
由于当时审计机构还不健全,有的地方虽然组建了,但还没有发挥作用。为此,阮啸仙在工作中经常要求扩大审计范围,在审计中央政府各部门预决算情况的同时,有选择地审计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有一次就选择了粤赣省苏维埃政府。
粤赣省在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1933年8月设立,次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自行撤销。阮啸仙在对粤赣省1934年3月份预算的审核中,发现存在问题较多,就毫不客气地给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指出了他们在预算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你们的预算来得太迟了!经过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到3月15日才到达我们这里来,而事实上你们已在那里开支了半个月,那不是预算已等于形式主义吗?在这里,又使我们感到,过去预算的不合实际,决算之未有按期交来,使我们苏维埃财政政策正确执行上不能不发生某些困难,这是值得在此地向你们提出来的!”“这样忽视上级命令……不能不使我们视为惊奇的事!”
这就是阮啸仙的性格,面对违背党性原则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他总是敢于担当,直面矛盾。不过,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上,他也注重实际,讲求策略。在审计工作中,阮啸仙发现,许多问题的产生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有很大关系。对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建议:“我们应该警醒,各级干部应该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同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在苏区财经监督管理、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他在带领审计人员开展预算、经费收支情况审计中,特别是在开展节省运动专项审计中,十分注重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一起讨论研究防止贪污的办法,真正做到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问题,也解决深层问题。正是在阮啸仙和他领导的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努力下,苏维埃政府成为当时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1934年8月,阮啸仙最后一次主持审计工作会议时仍反复强调:审计监督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因为这是我们苏维埃旗帜不倒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35年3月,阮啸仙在赣南转移途中遭敌包围,在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8岁。陈毅惊悉噩耗后,悲痛万分,含泪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表达他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