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这一思想系统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十四个坚持”集中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主要内涵，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构成环环相扣、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完整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赋予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厚的文化滋养和坚实的文化支撑。这不仅得益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拥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积淀，也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和使命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沉淀了大量治国理政思想，孕育了独有的政治文化基因。这种文明连续性不是抽象的历史陈述，而是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生长的深层文化土壤。从民惟邦本的民本追求，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路径；从以德诏爵的尚贤取向，到德礼为政教之本的礼法理念；从廉者政之本的廉政传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这些思想经过代代传承，已沉淀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心理与政治认知。它们不是封存于典籍中的历史材料，而是延续于民族政治实践中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形成的政治理论，无法脱离这份文化土壤凭空生成。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表明党的理论创新不会置身于传统文化的历史真空中，而是在吸收本民族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这些重要论断揭示，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备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来源。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土壤的理论地位。“第一个结合”侧重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宣示我们一贯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回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性问题，彰显了我们始终持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理论命题与制度设计都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这种契合不是表层词句的相似，而是内在思想内核的相通。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民惟邦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在政绩为谁而树这一问题上形成价值同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价值追求，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形成深层呼应。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纪律与思想自觉的辩证认识，同礼法合治的传统治理智慧内在相通。正是这种内在价值的相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作为本土思想根基，持续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输送文化滋养，构筑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文化底色。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继承其中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契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容。这种有选择的传承与发展，本身就是“植根”命题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治国理政和修身立德资源，将蕴含的民本理念、修身智慧、尚贤精神、廉政传统、礼法经验、担当伦理等文化要素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让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以民本理念接续重民固本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以舟水为喻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论述揭示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兴衰。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的重民贵民的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价值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民惟邦本”的文化基因，充分肯定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将重视民心的治理取向升华为党的初心使命。“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正是对民本理念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承继了古代安民固本的治理追求。“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立起管党治党的价值导向，传统安民固本的文化底色也贯穿于各项管党治党任务之中。以“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例，其深层逻辑就在于深刻认识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以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修身智慧涵养党性教育的本土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把修身正己视作为官做事的重要根基。《论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礼记·大学》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递进逻辑中，形成了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完整修养路径。注重内省和修身的传统，同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党员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的主张内在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我们党总结提炼传统修身智慧，紧密联系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将修养方向聚焦于政治淬炼，将修养根基筑牢于理论武装，将修养路径拓展为党内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党员、党性分析等集体淬炼机制。“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和“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修身智慧的直接体现，赋予传统修心话语清晰的时代内涵。

　　以尚贤精神充实干部队伍建设的治理资源。《墨子》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贞观政要》载“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系统阐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将德才关系作为吏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古代围绕“选贤任能”“科举取士”“考绩黜陟”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承续尚贤精神汲取合理治理养分。赓续德才兼备选人传统，形成“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吸收慎微慎独等历史认知，完善谈心谈话、提醒函询等日常监督手段，“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组织依托。

　　以廉洁思想夯实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厚重廉洁思想。《晏子春秋》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将廉洁视为为政的根本；管子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古人围绕廉政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临财毋苟得”告诫为政者不应随意攫取利益；“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警示官员珍惜名节、体恤民力；“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揭示了官吏廉洁与国家治理水平的关联。

　　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清正廉洁思想，探索出“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科学方法、有效路径。不敢腐凝结古代重典治贪的治理认知，不能腐吸收古代防范贪腐的一系列监督思路，不想腐弘扬传统正心修身、清廉自守的道德教化。三者协同实现标本兼治。从“廉者政之本”到一体推进“三不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清正廉洁思想的合理内核得到新时代的接续发展，融入反腐败斗争实践。

　　以礼法经验丰富依规治党的治理思路。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重要治国理念。《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强调道德教化与法律规范相辅相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强调单纯依靠道德自觉或单纯依靠法律强制都难以实现善治。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治理模式，追求礼与法的有机统一。教化作用于人心，从源头上引导人们向善；规范约束行为，从后果上划定底线，二者互为补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礼法合治蕴含的治理智慧，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划定行为底线，“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规范权力运行，同时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依靠道德感召与人格示范培育内在自律，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以担当精神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看重为政者的责任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确立起胸怀家国、勇担使命的精神底色；“在其位谋其政”“为官避事平生耻”彰显出恪尽职守、守土尽责的为政准则，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共同塑造了厚重责任伦理，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知责明责、守责尽责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珍惜名节、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传统，历来都讲‘为政以德’、‘守土有责’，领导干部要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传统责任伦理认识，将“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纳入“十四个坚持”，回应管党治党谁来抓、谁来负责的现实命题。这一传承把传统道义层面的担当追求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构建起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完整的责任链条。

　　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治理智慧经过科学继承，并未止步于思想资源，而是进一步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举措。这种转化不是古代治理方案的直接套用，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新时代的活态生长。文化理念经由理论创新，固化为制度体系，最终落地为实践成效，构成完整的转化链条，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筑牢管党治党的价值根基，推动人民至上理念制度化践行。“民惟邦本”承载的重民价值取向，经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论升华，转化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我们党坚守人民立场，既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论认知，也承接中华民族积淀形成的文化价值认同，双重认同共同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确保“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价值宣示持续转化为实践成果。

　　厚植干部队伍的品格涵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修己明德的文化基因融入干部选拔、培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忠诚干净担当”，既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干部的政治要求，也接续德才兼备的中华吏治传统，双重滋养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深厚文化支撑。修身文化中“慎独”“克己”的传统智慧融入党性教育，使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从外在约束内化为自觉追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文化涵养与制度锻造的双重作用下持续提升。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使干部队伍建设真正成为传承文化基因、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

　　提升党内法规制度的实践执行力，实现制度刚性约束与文化内在教化双向协同。礼法相济、修身律己等文化基因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使纪律规矩不再仅仅是外在强制约束，同时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支撑，推动党员干部从被动敬畏纪律向内心认同纪律转变。要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严明党的纪律规矩，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不断提高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水平，促进一体推进“三不腐”提质增效。

　　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通过“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深厚底蕴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新征程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持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治理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