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在所有村（社区）建立监察站
监察监督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道登峰社区监察站挂牌4个多月来，紧盯基层公职人员日常履职，向公权力任性说不，成了街坊们爱上门说话、村（社区）干部有所畏的地方。得益于监察站监督，登峰公司1名股东因条件不符被取消了董事会参选资格，村集体所有的象岗山地块租赁不合理延期被叫停……

这是广州市推动监察职能向村（社区）延伸的一个缩影。去年年底，广州各区完成派出镇（街道）监察组挂牌。同时，选取越秀、海珠、白云、增城等4个区开展监察职能向村（社区）延伸试点。今年2月，试点工作基本完成，并向全市推开，截至6月，广州各区2821个村（社区）监察站已全部挂牌。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登峰村就是广州经济最富裕的村之一，去年，登峰经济联社总收入1.1亿元，经济体量大。

登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卢艳芬直言，与广州众多城中村一样，富裕起来后，村集体手中的土地物业资产越来越值钱，也越来越难监管。不少矛盾就集中在村集体经济中的“三资”使用管理上，容易滋生腐败，群众意见很大。

“改革试点前，对于经济联社中的非党员公职人员、非党员村干部基本无力约束，只要他们不违法，就管不到。”卢艳芬表示。除了城中村，城市社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由于基层监督盲区的存在，给一些履行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可乘之机。2018年，海珠区纪委监委仅社区居委会相关案件就查办了8起，其中一起便是社区居委会人员侵占“三无”老人津补贴6万元。

当前，区级职能部门和镇（街道）向村（社区）下放计生、劳保、医保、民政、卫生等大量便民服务事务性工作，无形中赋予了村（社区）干部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村（社区）干部掌握了大量“三资”初始分配权、具体事务话语权和决定权后，就更容易滋生“微腐败”。

监察站的成立有效覆盖了这些监督盲区。广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推动监察职能向镇（街道）、村（社区）延伸，有利于克服上级监督滞后和乏力的问题，同时发挥“从上到下监督”的组织优势和“贴身监督”的距离优势，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增城区新塘镇东华村监察站位于村内繁华道路旁，大门直接面向街开。新塘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赖国辉说：“如此设置，一是考虑监察站与村委会分居两处，其独立性可以消除群众反映问题的顾虑；二是选址位于村中心位置，方便群众上门反映问题。”

据悉，东华村监察站由5人组成，站长罗秋媚是新塘镇监察组干部，担任过大学生村官，参加过4轮区委巡察，具有一定的农村和纪检监察工作经验。两名专职监督员从镇党委和政府在职人员中选聘；兼职监督员由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担任。

基于不同实际，其他试点区的做法也各有特点。海珠区规定，经济联社监察站站长在全区正科级领导干部及一、二级主任科员中择优选派，任期2年，任职期间不承担原单位工作。白云区嘉禾街道则通过新老结合、上下结合的形式建起相对稳定的信息员队伍。

监督员入村访户的同时，广州多个试点村（社区）还打造自己的监察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海珠区纪委监委开通“海珠微监察”，增城区东华村监察站开设“东华清风”客户端，白云区望岗经济联社开设“公权监督”微信栏目，群众通过手机就可以举报身边的违规违纪问题。

随着广州各区村（社区）监察站全面运转起来，部分监察站已发现有关问题，相应的镇（街道）派出监察组跟进作出调查处置。“监督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可以说开局良好。”越秀区登峰社区监察站负责人说。

在白云区望岗经济联社监察站，一名信息员在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发现：该社会计员黎某在未向街道申请出境的情况下，去澳门旅游了。身居“管钱”的重要岗位，怎么没向街道报告就离开？随后，街道派出监察组对黎某进行了谈话提醒，并在望岗经济联社股东代表大会和全街道进行通报。

海珠区南石头街道纸北社区监察站监督员梁佩珊在翻阅社区每日巡河简报时，发现广纸涌一名基层河长上报的内容竟然与之前的完全相同。经核查，该河长当日并未巡查河涌。随后，监察站对该河长及城管专干实施了谈话提醒，防止不作为。

作为基层监督“哨所”的监察站，正催生着风气之变。“一方面激发了老百姓的监督热情，不仅让大伙儿知道有说话的地方，而且说了还管用。另一方面，让村社干部知道时刻有监督，必须严于律己。”白云区嘉禾街道党工委书记熊奇家说。

广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村（社区）监督员工作的重点是监督而不是办案，监督的重点是日常，村（社区）监督员要发挥近距离、全天候、经常化监督的特点和优势，督促公职人员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