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水人家文脉长

　　“一条青果巷，半部常州史”，青果巷是江苏常州著名历史文化街区。漫步青果巷，不仅能欣赏到“人家尽枕河”的江南水乡风光，亦可在许多名人故居中，聆听他们的故事，领略常州人文厚重，赞叹中华文脉悠长。

　　一条小巷，见证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程

　　江南水乡的历史文化街区，常是与水为伴的。没有水，便少了几分灵气。青果巷南是一条名为南市河的运河，这是常州最古老的一段运河，昔日装载着南北果品的船只停泊于此，街面上随处可见贩售南北果品的店铺，故而得名“千果巷”，又因常州话中“青”与“千”发音近似，衍为“青果巷”。

　　青果巷顺着运河的方向伸展，这在水网密布的江南是街巷寻常的布局方式。伴着桨声灯影，我们的青果巷之旅就开始了。

　　明朝以降，青果巷逐渐发展成为常州人文荟萃之地，书香门第聚集于此，孕育了许多名贤。江南历史文化街区众多，各有各的特色，青果巷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它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联系极为紧密。

　　青果巷10号是赵元任先生故居，1892年赵元任出生于天津，1900年回到故乡常州，居住在青果巷。这位被尊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杰出人物，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这方面的轶事、趣闻直至今日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赵元任能说三十多种汉语方言，他每到一地，可以很快掌握当地方言的特征，尝试用方言与当地人交谈。一则传播度颇高的趣闻是，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在多个城市进行演讲，由赵元任担任翻译。在长沙这一站，赵元任用学了一个星期的湘方言翻译罗素的演讲，一位学生追问他是湖南哪县人，后来赵元任在自传中记载了此事，并分析“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

　　趣闻之外，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讨论的严肃话题。新文化运动中，汉字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有人提出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认为汉字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汉字势必要改革，但可一废了之吗，赵元任以《施氏食狮史》《季姬击鸡记》等文章予以回应。这几篇奇文都是“同音文”，全篇只用一个音，但声调可以不同，倘若废除了汉字，这样的文章就难以理解了。

　　同音文还凸显了汉语声调的重要意义，汉语声调具有区别语义的功能。现代汉语采用的声调标记方法，正来源于赵元任创制的“五度标记法”。

　　青果巷82—84号是一组名为八桂堂的建筑，1899年瞿秋白同志诞生于此。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瞿秋白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事业中投入了许多精力。

　　在他看来，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还不够彻底，他与鲁迅、茅盾等人都主张文艺大众化，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先来一场“文腔革命”，因而提出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对汉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赵元任和瞿秋白都提出了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方案，两个方案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字改革，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方案参考了赵元任、瞿秋白等人此前提出的方案，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它的科学性、合理性随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拓展而愈加得到凸显。今天，外国学者也逐渐不再使用威妥玛式拼音系统（如功夫在此系统下拼为kungfu，北京拼为Peking），而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先生，1906年出生于青果巷133号中，并在此居住到1918年。走进这座如今悬挂着“周有光图书馆”牌子的小院中，街巷喧闹的人声淡去，运河碧波荡漾，清风徐徐吹来，让人感慨不已。

　　青果巷三座名人故居，串起了一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它的内涵绝不限于创制一种科学合理的汉语拼音方案，而是关乎现代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我们无须将传统抛却，也无须将传统神化，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既维系自己的文化认同，又让传统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适合于当代人的生活。

　　务求本色，书香门第孕育古文大家

　　周有光出生的这个小院叫礼和堂，是在明朝弘治至正德年间（1488年—1521年）修筑而成的，原本由明代画家唐世宁居住，后来几易其主，最后为周家所有。

　　常州素有“青果巷唐家半条街”的说法。明朝，唐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在青果巷陆续建成了筠星堂、贞和堂、易书堂、四并堂、八桂堂、复始堂、松健堂、礼和堂，并称为“唐氏八宅”。时光消磨，现在只留下贞和堂、礼和堂等五堂。

　　贞和堂今辟为唐荆川纪念馆，唐家是常州有名的书香门第，若要问谁堪代表唐家的成就，首推唐荆川。

　　唐荆川本名唐顺之，字应德，荆川为其号。加诸唐顺之身上的名号颇多，他既是文学家、理学家，还是军事家，甚至在数学方面也有深厚造诣。他的眼界极为开阔，《明史》说他“于学无所不窥”，上到天文，下到地理，乐律、兵法乃至术数，“莫不究极原委”。

　　唐顺之擅长为文。明代科举考试使用的文体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我们如今欣赏的许多明代文学家，当时为其获得名声的是时文成就，如戏剧家汤显祖就是时文大家。

　　唐顺之也是一位时文大家。他在科场上的历程可谓一帆风顺，唐顺之于嘉靖七年（1528年）参加乡试，获第六名。次年至京参加会试，获第一名，即会元，主考官阅其答卷，认为这样的文笔必定出自老成之人，孰料竟出自一位仅23岁的青年人之手。在紧接而来的殿试中，他又获第四名。然而科场上的好运，却未延续到其仕途。由于唐顺之个性狷介耿直，终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削职为民，他回到故乡，潜心读书。

　　时文之外，唐顺之更是擅长古文。时文与古文的关系，是明朝文坛绕不开的话题，唐顺之倡导以古文为时文，用古文来救时文之弊。我们今天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即是唐顺之等人推崇的古文大家，实际上“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来源于明朝文坛“唐宋派”的主张，唐顺之、《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者茅坤、写出感人至深的《项脊轩志》的归有光都是唐宋派的代表。

　　唐宋派在创作上强调文以明道，要将自己体会到的圣贤之道用文字表达出来，不必刻意求工。在他写给茅坤的一封信中，唐顺之做了一个生动的比较：“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文章之本色，出自作者之本色，要心地超然，有真感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切不可因文害义，也不必陷入到复古的窠臼中。为文的工夫，与修身的工夫是相通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联通唐顺之的理学思想。

　　磨洗此心，成就抗倭英雄

　　唐顺之隐居读书十八年，其间对于理学的探求超过了文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归纳唐顺之的理学要义为“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

　　传记资料告诉我们，唐顺之日常几乎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无论是家居，还是山居，他“每趺坐辄竟日穷夜无倦，寒不附炎，暑不举箑（扇子），食不肉，寝不内，衣不帛，雨不盖，备尝苦淡，无非磨洗此心，求净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在吃穿住行上的简朴，目的是为了磨砺心性，节制不合理的欲望，这其中也包括唐顺之早年的“负气之习”。

　　唐顺之也将此道理讲给家人，在写给二弟唐正之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在山中居和在家中居的分别，不在环境，而在于人，“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谢遗世缘，彻澄此心，或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却无力靡费，即与在家何异？汝在家若能忍节嗜欲，痛割俗情，振起十数年懒散气习，将精神归并一路，使读书务为心得，则与在山中何异？”

　　唐顺之希望二弟节制欲望，振奋精神，努力读书，如此必有所得。他接着说人们习惯于只看到别人的过错，而不见自己的过错，这是为学者要深以为戒的，“读书做人，须苦切点检自家病痛”，当“反求诸己”，在批评别人的同时，问问自己是不是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东南沿海省份屡被侵扰，百姓不得安宁，隐居故乡的唐顺之岂能不知倭患祸民，但或许他未预料到，有朝一日，自己将直面倭寇，与之作战。

　　在山中度过十八载悠闲时光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唐顺之再度出仕。赴任之前，他在致祭父亲的文章中表明将谨记父亲的教诲，将个人利害置之度外，“苟时有可为，不敢不竭驽钝之才。时遇多艰，不敢忘致身之义。时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几。”

　　唐顺之先是北上，奉命巡查蓟镇边务，旋调东南，与胡宗宪协谋抗倭。唐顺之认为，要将倭寇消灭于未登岸前，倘若放纵他们登岸，待其回程时再剿灭，则百姓已受祸。嘉靖三十七年冬，唐顺之为了熟悉东南海防形势，“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

　　唐顺之对于抗倭的战术有系统的思考，而面对倭寇时，他表现出的勇气与胆识甚至让武官也感叹不已。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夏，唐顺之率军与盘踞在崇明三沙的倭寇作战，亲自“跃马布阵”，倭寇见唐顺之所率军队军容整齐，避免与之作战，这时有人建议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

　　时值盛暑，唐顺之“居海舟两月，遂得疾”，他的身体状况此后不断恶化。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春，唐顺之拖着病体巡海，至南通逝世，临终前他对身边将士表示，平生志向即为国而死，今无憾也。

　　明朝末年，唐顺之获追谥“襄文”，对于这一谥号，明清之际的朱彝尊有这番恰切的诠释：“其建平倭之策，谓当御之海外。故北自崇明，南至蛟门，乘桴破浪，身作先锋，积劳而殒，是岂专驰骛于功名者耶！襄文之谥，允符公论也已。”

　　唐顺之中年开始习武，对于武术颇有心得。一日，一位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人前来请教枪法，青年人觉得他讲得极为精妙，问练到他这般水平要多长时间，唐顺之回答须十年工夫。这位青年人的名字叫戚继光。

　　日后，戚继光在抗倭前线披荆斩棘，终于还海疆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