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领导班子和党政部门中，一把手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第一责任人和拍板决定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人，他们集决策权、实施权和监督权等诸多权力于一身，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负有重要职责。从广东近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比较突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有效约束一把手的权力，既是对领导干部的厚爱，也是对巩固执政党自身执政地位的现实考量。然而，监督和制约一把手何其之难，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把手监督难，到底难在何处呢？

    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足
    一个人犯错误往往是一念之差。但这个“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实际上是其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所支配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一旦理想信念丧失、党性修养滑坡，一些干部就难免会政治蜕变、道德滑坡、迷失方向。随着职务的升迁，一些官员坐上一把手的位置，就认为自己是“家长”，只能自己指挥别人，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对自己权威的否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干部选拔的任用上，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在有些一把手的脑海里，似乎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其它方面“任性”一点没关系。工作中做了一点成绩，便飘飘然，自以为是，自恃高明，放松了自身的学习提高，更容不得他人的半点“忤逆”，在一片阿谀奉承声中，把个人凌驾于组织和他人之上。最后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总认为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就会影响自己的权威，丢了“面子”。甚至把下级的监督视为对自己的挑衅和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把同级的监督视为对自己的刁难，把上级的监督视为对自己的质疑和能力不放心。
    于是，曾经牢牢守住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在物欲横流和金钱美色的引诱下逐渐消退，继而很难从灵魂深处思考“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忘记奋斗初心，意识不到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而也就没有了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直到锒铛入狱以后才意识到“根本上讲，还是放松了要求，失去了信仰，丢失了党性原则，不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愧于党和人民”。“我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党章党规党纪，放松了学习，自律意识也逐渐淡薄。”江门市委原副书记、市长邓伟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查后在忏悔书中写道。像邓伟根这样学党章党规党纪不入心不入脑、不知畏不知止的一把手还不是个例。
    一些被查处的一把手忏悔说，自己对来自外界、上级、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感觉特别“刺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把不同意见当作“杂音”，把建议看作“找麻烦”，有时甚至对提批评意见的人予以打压、刁难。有这种想法，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缺失，对纪法没有敬畏感。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丧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些一把手抵触甚至拒绝监督，将自身独立于监督之外。事实证明，集决策权、主导权、决定权于一身的一把手，极易导致独断专行、暗箱操作、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违纪违法行为。

    制度落实不到位

    “就算是上级领导指出我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也以各种理由搪塞回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的茂名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李玉楷说道。据查，他在任电白原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期间，先后收受36名公职人员钱物数百万元，为他们提拔晋升提供帮助。“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是对监督一把手现实难题的形象描述。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上级监督对一把手来说是较为有效的监督。但是，上级领导由于自身工作繁忙和时空距离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对下级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有些上级认为对一把手进行监督就是怀疑和不信任；还有的认为对一把手进行监督，会影响其行使职权，干扰正常工作等。
    其次是“同级监督太软”。客观而言，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的政治思想、领导能力、勤政廉政等方面情况最有发言权，但他们时刻处于一把手的领导之下，根本不敢行使监督权。有些一把手在本地区或本单位说一不二，自以为这样做是为了树立个人权威，便于开展工作。一旦出现监督，哪怕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会被当作“找茬”，不守规矩。有的人甚至通过调整分工来孤立、打击经常提不同意见的班子成员。
    再次是“下级监督太难”。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一把手俨然成了“家长”“老大”。在这种情况下，要下级对手握大权的一把手展开监督难有实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一把手选人用人难以监督。当前上级一把手实际上还掌握着下级一把手的任免权，这无形之中使一些权力观发生扭曲的一把手错误地认为，其手上的权力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是上级决定的。
    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曾被中纪委树为负面典型进行报道。这篇《王敏案件警示录》开头是这样：对王敏的采访，几度因他泣不成声而中断。他的哭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撕心裂肺，其中不乏对自己罪孽深重的忏悔，而更多的则是对纪律审查的恐惧。王敏在采访中称，是贪欲诱惑坠入深渊，是失去约束放纵自己。而中纪委文章对其评论中还是出现了权力失去监督的说法，文章表示没有哪个贪官天生就会演戏，是权力失控和监督缺位让他们有了表演的空间。
    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曾推出《深谙影视业“潜规则”的电视台长》文章，主角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在忏悔中称，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在级别更低的县委书记层面，也有人在忏悔中表示“一把手”权力得不到监管。《检察日报》曾经刊登过安徽省太和县委原书记刘家坤的忏悔录：我权钱交易的事实证明，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此外，滞后的一把手教育管理机制也是难以实施有效监督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过多地寄希望于个人素质，但单纯依靠道德自律的干部教育思路并不能有效实施监督。另一方面，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选配很重视很慎重，但任用以后则疏于管理、忽略教育、弱化监督。有的甚至片面强调“能人效应”，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能及时批评教育、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大事化小、“高举轻放”。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使对一把手的监督难有成效。
  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规范其行为，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一项重要工作。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既要处理好存量清理旧账，更要遏制增量不欠新账。这两本账能不能管好，关键在党委，核心在一把手自己。从正风反腐的长期实践看，主要领导干部也就是一把手，把该担的主体责任担起来了，把自身管好了，很多事就好办多了。“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对一把手的提醒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所以，一把手应管好自己，主动接受最大多数人的监督，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习惯在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