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那些退休了的官员因为在任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查处的案例屡见不鲜。有的是即时，如山西晋城市公安局原二级高级警长郭国庆，今年8月刚退，10月便受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也有的，如广州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已经退了近6年，今年仍然被拎将出来。曾几何时，退休似乎成了保险箱，而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生动应验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民谚。

官员退休，从前叫做致仕，至少相当于吧。前些年金文明先生出了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专门把余秋雨先生著作的差错一一罗列，其中余先生对“致仕”的误用是为其一。余先生在《山居笔记》里这样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显然，这是把致仕理解成了走上仕途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本不存在任何疑义。

今天的退休年龄基本上是60岁，从前呢，至少宋朝官员的退休年龄大抵以70岁为界。王栐《燕翼诒谋录》中有不少此类记载，不妨按时间顺序来看看。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这是说，身体不行或伸了手的，不用非要到70岁不可，该退则退。又，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这是说，那些没到年龄而申请退休的，要进行离任审计，干干净净的才能退。又，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这是说，到点了就下来，别赖着，况且像以前一样，还荫及你一个儿子，俸禄也不会少你一个子儿；但是，如果自身有问题不仅要另当别论，而且还要公诸于众。又，庆历二年（1042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这是说，70岁了，精力不济的要优先退休。又，嘉祐三年（1058年），“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诸如此类，都把退休的年龄界限指向了70岁，虽然不是像今天这样到点就退那么斩钉截铁。

从这些记载也可知，那时的官员退休及退休待遇，与在任时“犯事”与否也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不至于立马拿下，所以退休还可能成为“犯事”者逃避追责的挡箭牌。《宋史·王十朋传》的一则记载说得更清楚。王十朋先是弹劾史浩有“怀奸、误国、植党”等八罪，孝宗乃左迁史浩为绍兴知府；王十朋接着又弹劾史正志，说他与史浩根本不是同支，却“拜浩而父事之”，其人“倾险奸邪，观时求进”；还有林安宅，“出入史浩、龙大渊门，盗弄威福”，二人均应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就来了一招“诈病求致仕”。不过，他的最终结果是与史正志一道，“皆罢去”。套用今天的标准：不是“自愿辞职”，而是“责令辞职”。

古代退休而被追究的，余之浏览视野有限，似乎未见。如明朝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当算一例，然颇多研究者为之鸣不平。敢是抄出的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等，在他们眼里属于“小儿科”？又或许，张居正开创的“万历新政”，使这一时期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几十年，可以将之抵消？《明史·张居正传》载，晚年张居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于是，冯保的门客徐爵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负责南镇抚司事，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在科举考试中列为上等，甚至“苍头（即仆隶）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这一切，张居正实则都难逃干系，不知鸣不平的研究者该如何看待。

清人丁柔克《柳弧》里收录了一则笑话：有名官员退休回家，打开箱子，忽然从箱子里钻出一个老人，“庞眉皓首”。退休官员吓坏了，惊问他是谁。老人说：“我乃某地土地也。”土地，就是土地神，《西游记》里，孙大圣走到某个地方遇到问题便动辄唤出来的那位。但听老人又说：“君临行刮地皮时，误将我刮入箱中。”刮地皮，正是民间对贪官污吏搜刮民财的活写真。像这样的官员，即便退休了，不管退了多久，当然都要追究，毫不手软。如此，才能应验另一句民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