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之一，是华电蒙能金通煤业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杨宝智借操办其子婚宴敛财等问题。从细节看，杨宝智还于2020年3月，同意该公司设立“小金库”，涉及金额50万元，用于支付其违规吃喝等费用。

金库，是保管和出纳国家预算资金的机关。前面加一“小”字，味道全变，性质全变，成为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的一种手段。权力人物借此，将能够控制的各项资金不列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的账内或不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小金库”，从前虽无其名，但有其实。

唐朝有个叫崔戎的官员，其“改华州刺史，迁兗海沂密都团练观察等使”。不过，在他要上任出发的时候，百姓“恋惜遮道”，不让走，有人甚至“解鞾断镫”，把崔戎的靴子给脱下来、马镫给割断。这是《旧唐书·崔戎传》中的记载。《新唐书》稍微详细一些，说崔戎“徙兗海沂密观察使，民拥留于道不得行，乃休传舍，民至抱持取其靴”。当时来宣布调令的“诏使尚在”，百姓就哭着找他，“请白天子丐戎还”。诏使口头答应下来，实乃缓兵之计，于是，崔戎“夜单骑亡去，民追不及乃止”。

百姓为何对崔戎有如此好感呢？崔戎的能力强是一方面。“裴度领太原，署（戎）为参谋。时王承宗据镇州叛，度请戎单车往谕之，承宗感泣受教”。虽然王承宗最后献地谢罪，有唐朝大军讨伐的因素，但崔戎的勇气和胆识可窥一斑。又如其为剑南东、西两川宣慰使，“既宣抚，兼再定征税，废置得所，公私便之”。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崔戎对“小金库”的态度。在华州刺史任上，“吏以故事置钱万缗为刺史私用，戎不取”。在这里，“为刺史私用”的“钱万缗”，不就是十足的“小金库”吗？崔戎不仅在任的时候不用，走的时候还交代：“籍所置钱享军，吾重矫激以夸后人也。”就是把这笔钱用作享军费用，以给后任一个示范，让他们也能照办。按当时的官场风气和惯例，崔戎之举便不能不让百姓心生敬意了。

《玉堂丛语·廉介》讲到明朝大臣刘大夏也是这样。刘大夏“为广东方伯时，广中官库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箧，相袭以为固然”。这里的“羡余钱”，可以由一把手自由支配或中饱私囊，自然也属“小金库”无疑了。刘大夏初来乍到，“发库藏，适前任有遗下未尽将去者，库吏以故事白，云不当附库簿”，当作“账外账”好了。刘大夏内心也许经历了“私字一闪念”，因为他“沉吟久之”后有个“大声”自责：“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然后，“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销，毫无所取”。

与这些正面形象相对应的，就是如杨宝智等私设并挥霍“小金库”的反面教材。这方面的实例同样不少，逻辑上推断，崔戎、刘大夏们的前任就是这样。另，《异辞录》云：“庆邸势利之交，金钱作用，夫人而知之。”此处的“庆邸”正是庆亲王奕劻私宅。就是说，奕劻当政时，“有钱能使鬼推磨”到了公开的地步。其王府每年开销要三十余万银子，奕劻“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这个“邸中用度不足”的亏空填补，大家“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实际上这笔钱正来自北洋新军的“小金库”。新军“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意谓“小金库”的主要来源是截留军饷。对奕劻的“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钱是袁世凯“公然取去”的，而“仅以夹单上陈，如各营官之于统将也。无文件为据，无案牍可稽，知者绝少，故屡经言官指摘，无从查察”。奕劻为什么如此重用、提拔袁世凯，也就不言自明了。

“小金库”的性质，正是“公然取去，以充囊箧”。应当看到，崔戎、刘大夏们的举动多是出于个人修养，而彻底纠正之，必须依靠制度的约束，强化制度的刚性。现在，杨宝智受到了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退还。露头就打，才能对那些对陈规陋习未能彻底摒弃、对触碰纪律红线仍然心存侥幸的官员起到震慑、警示作用。（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