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牌子正式挂出。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项战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人极其重视农业生产，视之为一切之“本”。成语“舍本逐末”，比喻抛弃事物根本、主要的部分，而去追求枝节、次要的部分。而此中之“本”，原初意义即指农耕，“末”指工商。春秋时期的《管子》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其中“士农工商”的“农”，所指与今天大致没什么两样。这四大社会集团的划分，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一直成为中国社会的典型分类。

《礼记·月令》载，孟春亦即春季首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开年即有此举，意谓岁事莫重于农。届时，“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耕地的家伙什都自己拿着走。但这终究只是一种仪式，所以“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象征一下就可以了。推，“以耜入土也”。仪式结束，则“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开怀畅饮一番。接下来的事要具体落实，则“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田畯，主农事之官，他们要住在当地，靠前指挥，举凡“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天子的“示范”传统一直得到延续，北京见存的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躬耕之时的载体。明朝宣德皇帝更有过实操。某次他谒陵归来，“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穑之事”，同时还“取所执耒耜三推”。这一体验，你说他是作秀吧，毕竟令他心生感慨，对侍臣们说了几句心里话：“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

眼下已过立春，“春雨惊春清谷天”，立春是二十四节气的头一个，如今乃等闲之日，从前则大不然。自立春起，关联农业生产的象征性活动便拉开了序幕。《后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还有鞭春牛，也是借此劝耕，提醒农家春天已至，应该及时播种谷物，勿违农时。鞭打的并不是真牛，而是“土牛”，由泥塑成，肚子里预先放置五谷。鞭打之，打碎了，五谷就流了出来，人们欢笑着拾起，预示着一年的五谷丰登。宋朝时，鞭春牛已成为一项自官方至民间的遍及全国的民俗。杨万里《观小儿戏打春牛》诗，洋溢着率真活泼的生活气息。“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缘蓑笠青箬。今年土脉应雨膏，去年不似今看乐。儿闻年登喜不饥，牛闻年登愁不肥。麦穗即看云作帚，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打春牛本是成人做的事情，该诗描写的则是稚气的孩童参与其中，模仿成人的样子体会打春的快乐。诗人以孩童的视角，把期待投射到牛的身上，而牛也染上了孩童的思维：要是那样，自己不是太劳累长不肥了？连同尾句，借对黄牛不得闲的感叹，表达了对农民的体恤。

从前的地方官员，“熟谙农功”往往是基本要求。乾隆二年（1737），滇抚张允随有个条奏，说现在“州县牧令熟谙农功者少”，不如要农民“自治”。他的办法是先定十条标准：筋力勤健、妇子协力、耕牛肥壮、农器充锐、耘籽精良等等。然后把具备这些条件十之七八的人家定为“上农”，再从中“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每年秋收后由州县进行考评。如果“地辟民勤，谷丰物阜”，就“觞以酒礼，给以花红，导以鼓乐，以示奖励”。条奏的精华，在于通过“上农”的自身致富经历示范，来避免官员为了政绩而瞎指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8年聚焦三农，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前人重农的思想、思维和实践，以及那些关联农业生产的民俗事象，是值得今天借鉴和弘扬的。（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