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正在直播的海南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中，有听众反映自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迟迟未能领到。主持人连线涉事的万宁市万城镇政府，接电话的一名干部称：“现在的刁民太多了，就是你们这些新闻媒体支撑着他们……”一句“刁民”，干部素质、政府形象在群众心中立时土崩瓦解。

刁民，奸诈邪恶之民，那是旧时官吏对不听管束的百姓的蔑称。刁者，无赖也，狡诈也。今天的基层干部对辖区百姓使用这样的字眼，听来的确分外刺耳。

“刁民”一词未知始自何时，有种说法是乾隆皇帝将之普及开来。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个地方看不顺眼，就说那里“穷山恶水，泼妇刁民”。被说的那个地方现在也还不服气，运用各种材料对该说证否。然就时间点而言，这个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在清代以前的典籍中，很少见到“刁民”二字。当然，很少不等于没有。如明朝范濂《云间据目抄·纪风俗》云，海瑞治苏州时，一日“按临南察院，放告，词讼堆积如山”。海瑞“度不可阅，取火焚之”。这下百姓不干了，“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在该书中，这些抗议的百姓就统统被称为“刁民”。

“刁”字的出现可能较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尚不见其踪影。《史记·货殖列传》载，燕国“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雕悍，司马贞索隐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雕，天上飞的那种大鸟，视觉敏锐，性凶猛，一个俯冲而下，被它瞄准的动物基本上就逃不脱了。后世的“刁悍”，可能就是从“雕悍”中来。这个演变，清朝桂未谷认为是写起来图省事的缘故，他说“吏胥苟趋省笔以代雕耳，犹福州书吏书藩臺为潘台是也”。不仅“雕”简成了“刁”是这样，而且“臺”简成了“台”也是这样。苟如是，那些偷懒的胥吏，也算今天官僚主义之鼻祖。

在清人笔记中，“刁民”已比比皆是。真正的刁民固然是有，但对那些违背了自己意志的人，无论人家是否在理，不少官员也都一概名之“刁民”。

《巢林笔谈》云，陆陇其为嘉定令，“抚字先于催科”，被人利用了。“有一刁民负欠，诳公且鬻女。公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陆陇其不知道那家伙骗他，百姓知道。结果“民出，众怒其诈，竞殴之几毙”，差点儿把他给打死。这是真刁民。

还有一些就很难说了。如《榆巢杂识》云，乾隆八年（1743），“上、下两江被灾后，民俗刁顽。诏大学士等于翰林、科道内，拣选品行端谨、通晓民事者四员授为宣谕化导使”。这里的“民俗刁顽”就很值得玩味，有没有救灾不力以致民怨沸腾的因素？

又如《啸亭杂录》云，孙嘉淦督直隶，“以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仰赖租种旗地以为生，而旗人自恃势要，增租直，屡更佃户，使民无以聊生，因建旗地不许增租夺佃”。而“有刁民故为抗欠者，许讦之官，官代为征收，解旗分领，至今旗、民赖以相安无事”。这里的“刁民”也值得玩味，很多出发点良好的政策，不是都有落实起来并不到位的情况吗？

比较起来，《啸亭续录》所云“官途刁风”，既新鲜又有破的的一面。“山左吏治自吉伦以贪贿成习，同兴朱锡爵后以宽纵失职，故官途刁风日炽，专以欺凌上司为能，一倡百和，莫之能遏”。刁到了什么程度？知县蒋因培“筮仕齐、鲁，日为平康之游，裸身唱曲，偎妓饮酒，夏日尝插花拥髻，放舟大明湖中，遇上司亦不引逊，惟伛躯唱诺而已”。蒋因培也曾被“劾罢遣戍”，然“吴中士大夫尚有惜其才者，为之延誉，未期年复其职”。不妨设想，“官途刁风”与“刁民”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关联？

10月22日，万宁市万城镇委、镇政府就“刁民事件”进行了通报，责成当事干部向节目组及主持人道歉。这种道歉，是否发自内心，是否真诚，和当事干部、政府的认识和态度有关。元朝张养浩《为政忠告》中的诸多见解，仍然值得今天的各级干部一读。比如他说：“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真正具有这种认识，“刁民”一词便不会顺嘴溜出。（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