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被查处的许多领导干部，殊途同归地都关联了一个“贪”字。从《党风》杂志每期“警钟长鸣”栏目的各种剖析案例中便可窥一斑。

　　纵深地看，中国历史上的官吏贪污腐败，属于一种常见现象。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曾经恨恨地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北史·祖珽传》载，祖珽有句挂在嘴边的话很有代表性，叫做“丈夫一生不负身”。不负身，就是不管干什么都不能亏着自己。所以，他还只是个仓曹的时候，因为代管征收赋税，便弄得“丰于财产”。负责补充十几个胥吏，他也“皆有受纳”，谁给钱谁进来。《辽史·张孝杰传》载，张孝杰更加赤裸裸，宣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在他的思维意识中，当官就是要弄钱，当小官弄小钱，当大官就要弄大钱，所以像他这样当上了宰相的，不借此发笔横财，简直要“有愧于”这个官职的含金量了！这样的人一旦权力在手，“渎货无厌”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历史上涌现出的清廉官吏也灿若群星。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文化是一笔极其丰厚的宝贵遗产。千百年来，先贤围绕廉政提出过许多精彩深刻的论述。明朝薛瑄把为官清廉者划分为三个层次：“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与今天反腐败斗争所要达到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历史上的诸多清官，践行了这一点。

　　《旧唐书·崔玄暐传》载，崔玄暐甫一为官，母亲卢氏就给他敲了警钟。她说从姨兄那里听到这么一句话：“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她说这句话太对了，“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必是禄俸余资，诚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因此她告诫儿子：“汝今坐食禄俸，荣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崔玄暐“遵奉母氏教诫，以清谨见称”。这就是不妄取。

　　唐朝名相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也是在史书上留下了口碑的官员。《隋书·房彦谦传》载，房彦谦致仕回家后总结往事，“从容独笑”，对儿子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他将所得俸禄也都用去“周恤亲友”，自己“车服器用，务存素俭”，并且他“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隋文帝仁寿年间，“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这就是不苟取。

　　《明史·山云传》载，山云镇广西，“初至，土官率馈献为故事”，然“帅受之，即为所持”，拿人家手短嘛。山云问郑牢：“不受，彼且生疑，奈何？”郑牢回答：“黩货，法当死。将军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山云乃“尽却馈献，严驭之。由是土官畏服，调发无敢后者”。这就是不敢取。

　　不过，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明朝有个叫郑九石的，“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庙设誓”，但何良俊听说后笑了，笑什么呢？他认为：“信不由衷，质无益也，况要盟者无信乎此。”发誓的人自己都未必相信，发什么发呢？何良俊说得有道理：“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谁敢不肃，乃必假之盟誓耶？”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夫朝廷赫然显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无据之神，彼亦何惧哉！”在他看来，这是徒有其表的不敢取罢了，摆个架势给人看的。

　　《庸闲斋笔记》云，清朝道光年间广东有个叫吴昌寿的知县政声卓然，被称为“吴青天”，谈及如何获得民心，他说：“无他伎俩，惟实心任事，不要钱耳。”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官员的正反两面，则苏轼的“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一言足以蔽之。许多道理根本不用讲，谁都能懂，前面那个张孝杰还是状元呢，他有什么不懂？要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制度的约束，“清官文化”起到的只是教化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当然，这个道理也谁都懂得。（作者系南方日报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