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识者指出，这是中央纪委首次使用“主动投案”这个说法。旋即，“主动投案”有成为高频词的态势。5月19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主动投案；5月20日，湖南常宁市委副书记唐奇林主动投案；5月22日，广西贵港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俭主动投案；5月23日，河北承德承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白晓利主动投案……
      这些主动投案的前提，要么是涉嫌违纪，要么是涉嫌违纪违法，要么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显而易见，对自己所作所为心知肚明的官员，只有在感受到反腐威慑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只有在侥幸心理越来越渺茫的时候，才会选择主动投案。假以时日，我们当会了解他们彼时的所思所想。
      俗语有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慎当初。”明朝江盈科更问到了根本：“人亦何苦甘心为贪？”他是在云南洱海一带，目睹当地猴子的习性论及了“猴鼠”。江盈科说，“猴与鼠，其性皆贪，皆善窃，又皆善藏……若橡栗榛枣麻菽稻黍之类，兼收缕别，置诸深窖，封焉涂焉，以备雨雪冱寒之需”，但是有经验的人，却“能踪迹其地日察其所为者，俟其窟峒既溢，率众掘之”，结果虽然猴与鼠“巧规善闭辛苦积贮者，乃复为人所有”。江盈科认为诸多官吏正是这种品性，其“孳孳为利，智殚能索，猎人之有，以归于己，亦自谓为其身计久远，不知头上苍翁且默窥阴记”。所以他颇有感慨：“人亦何苦甘心为贪，自同猴鼠，不思盈满之戒也哉？”自古将贪官比作硕鼠，源于《诗·魏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属于借喻，抽象的意味更浓。江盈科则将鼠的行为进一步“坐实”，道理讲得便更接地气。开玩笑说，可惜的是“连累”到了猴。
      官员如何为政，是一个不知议论了多少世代的话题。所以如此，是因为讲起道理来谁都明白，让贪官自己讲，更可能讲得头头是道。前些年修复开放的河南内乡县衙保留有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但是人们更加耳熟能详的，衙门是“有理没钱莫进来”的地方，霸道得很。在廉与贪的问题上也是这样。《魏书·公孙轨传》载，北魏世祖拓跋焘平掉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战利品，随便拿。结果，“诸将取之盈怀”，而公孙轨“独不探把”，也就是手都不伸，什么都不要。但他的“廉”，只是给皇帝看的，放到地方为官，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从“单马执鞭”发展到“从车百辆”，公孙轨哪里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贪官？想一想这是个当初被自己作为“廉吏”推介的人物，拓跋焘恨得咬牙切齿：“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诛之。”唐宣宗大约知道这段史事，《东观奏记》云，他授于延陵为建州刺史，问他建州离京师近还是远，于延陵说有八千里。宣宗告诉他：“卿若为我廉洁奉公，绥缉凋瘵，长在我面前无异；或挠枉法度，远人无聊，即朕三尺阶前，便是万里，卿知之否？”于延陵吓得“悸慑失序”，该有公孙轨的嫌疑了。
      以我的有限阅读视野，历史上官员因为贪腐而畏罪自杀的有，主动投案的则还没见到。《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时，李守信“受诏市木秦、陇间，盗官钱钜万，及代归，为部下所告”。奉命去采购木材，也贪了那么多。在回来的路上，李守信知道东窗事发，乃“自刭于传舍”，自己抹了脖子。盖北宋之初，“首严赃吏之禁，重者辄弃市”，李守信算是被震慑到了的那种。今天的“主动投案”，或将成为反腐败工作的一个新特点。接二连三的“主动投案”，既可视为反腐败宽严相济政策的感召，也可视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的一个标志。那些伸了手的官员必须认识到，选择“主动投案”是选择了唯一正确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