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8期《党风》杂志中的“拍案惊奇”，披露了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的腐败“宏伟目标”：贪腐3个2000万元，分别给儿子、女儿女婿和自己养老。为此，他到处“伸手”，过一个年，往往就能捞上一两百万元“礼钱”。

不难想见，叶树养在没有落马时跟魏晋间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有得一比。当然，他比不了王戎“人伦鉴识”的长处，而是比他“性好兴利”的短处。《晋书·王戎传》载，王戎“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牙筹指象牙或兽骨制成的计算用具，这句话说的就是王戎时时都在“算计”一天的进项。叶树养当初也该是这副“尊容”吧。

与此种“算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范仲淹的“自计”。《邵氏闻见后录》载，范仲淹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有“自计”的习惯，“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给自己做个当日总结，算一算自己一天拿的俸禄和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相称，亏不亏心。“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觉也睡得安稳；反之，“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第二天一定要努力弥补。这样一比较，王戎的“算计”与范仲淹的“自计”，高下立判、优劣自明。范仲淹的“自计”，无异于扪心自问，与当前主题教育中的检视问题，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范仲淹的“自计”，是他自身修养达到一定程度而生成的道德感、责任感。他能够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是基于其表里如一的品格。不像唐武宗时的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话说得何其漂亮，实际上他当官眼睛是向上看的。后蜀何光远《鉴戒录》云，李绅在淮南，“所为尊贵，薄于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嘱，无有面者”，没有硬关系的，他连睬都不睬。而《宋史·范仲淹传》载，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江、淮等地蝗旱灾害齐来，范仲淹忧心如焚，“请遣使循行”，要到地方察看灾情，不料并没有得到答复。他私下里毫不客气地向仁宗发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这一问触到了仁宗的痛处，旋即派其前往安抚。而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并根据调查，“条上救敝十事”。

《东坡志林》里，苏轼记录了弟弟苏辙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个死而复生的人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冥官告诉他，准备个本子，“昼日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苏辙显然是在借故事来阐明一个道理：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都应该“自计”，对官员而言更是如此。不难发现，但凡为后世所称道的人物，往往也都有积极意义上的“自计”。司马光总结自己没有过人之处，“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他说如果用一个字来作为行之终身的座右铭，那就是“诚”。在司马光看来，对一个官员而言，“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刘安世问怎么才能做到诚，司马光说“自不妄语始”，就是从不说假话做起。众所周知，他和王安石是尖锐对立的政敌，在变法问题上水火不容，但当宋神宗问他“王安石何如”的时候，他不是借机对王安石进行贬损，而是实事求是摆出自己的看法：“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而执拗耳，此其实也。”并且他对王安石的文章极其赞赏，说他“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伏其妙”。相应地，王安石对他也有这样的评价：“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则前叛后附，或出或入。”言语中流露出对骑墙者的鄙视，以及对曾布和司马光的敬佩。

纵览形形色色的落马官员，虽行政级别不同，所处领域不同，贪腐程度不同，然殊途同归的是：一举一动无不从为自己“算计”出发，拨弄的是权衡、计较个人得失的小算盘。贪官之外，如宋朝王嗣宗“有恩仇簿，已报者则勾之”，把手中的权力视为酬恩报怨的工具，这样的“算计”就更加可怕了，他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