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反腐败动真碰硬，是纯洁干部队伍、赢得民心的重要前提。动真碰硬的一种，就是打“老虎”，用前人的话来表述，叫做“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

《魏书·高道穆传》载，北魏孝明帝时高道穆为御史，“其所纠擿，不避权豪”。他对御史台最高长官元匡如此阐述了自己的监察理念：“古人有言，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豺狼当道，不问狐狸。明公荷国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在高道穆看来，亲贵重臣腐败应首先予以纠举处罚，才能使其他贪赃官吏受到震慑，也才能充分发挥监察的作用。他自己正是这样实践的。到相州巡察那次，他发现刺史李世哲（尚书令李崇之子）“贵盛一时，多有非法，逼买民宅，广兴屋宇”，当即采取措施，不仅“悉毁去之”，而且“发其赃货，具以表闻”。不要说地方官了，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违反朝典，“行犯清路”，公然藐视监察官员时，高道穆也“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泣以诉帝”，弟弟则告诉她：“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私恨责之也？”高道穆后来见到孝庄帝，两人还各自客气了一番，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独于公主亏朝廷典章，以此负陛下。”

“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高道穆也说是“古人有言”，更早到什么时候，需要专业人士考证了。但在北魏之前，也确实能看到诸多相应的实例。

《晋书·李熹传》载，御史中丞李熹“当官正色，不惮强御，百僚震肃焉”。他曾直截了当地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武陔虽然已经死了，“请贬谥”。晋武帝司马炎认同他的做法，诏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后行耳，吾岂将枉纵其间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者，皆勿有所问。”皇帝虽然有点儿袒护山涛他们，但肯定“憙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岂其然乎！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非常认同李熹强化监察应从亲贵重臣开始的思想。

再往前溯，《后汉书·张纲传》载，汉顺帝时，外戚梁冀执掌朝政，权势熏天。朝廷“选遣八使巡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张纲是为其一。八使时号“八俊”，巡行相当于今天的巡视。同书《周举传》说到了八使的使命：“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驿马上之，墨绶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异者，状闻。”八使中，“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但就是这个年纪最轻、官衔最低的人，最不畏权势，其监察思想也最为后世称道。他没有奉诏立即出京，而是“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干脆暂时还不走了。他打了个比喻：“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他把监察的矛头首先指向亲贵重臣：“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没有十足的使命感的人，是说不出这番话的，令“京师震竦”，完全可以想象。

《礼记·礼运》云：“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前人对此解释说：“大臣法，尽臣道也；小臣廉，不亏所守也。”成语“大法小廉”因之问世，意谓大臣尽忠，小臣尽职。明朝王廷相则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他认为“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的确，“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以儆效尤，一旦如此，无需强调，百姓亦知反腐败没有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