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为了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诸多探索。广东便出台过相关的实施意见，旨在结合广东实际，加强审查把关，确保人才选拔质量。所谓“带病提拔”，是指某人能力不逮或自身问题多多，在群众中早有不良或较坏影响却仍然得到提拔的状况。前人对此早有认识。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载，前秦皇帝苻坚咨询高泰“为治之本”，高泰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也就是说，选人要准，要名副其实。苻坚评价“可谓辞简而理博矣”。明朝蒋德璟的见解也相当精辟。那是崇祯十五年（1642）他对皇帝的进言：“边臣须久任，蓟督半载更五人，事将益废弛。”崇祯说事实证明了不称职就得换人啊，蒋德璟道出问题的要害：“与其更于后，曷若慎于初。”后面再换，何不在事先把住选拔关口？这句话与“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异曲同工。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选人用人标准，难点正在于“核真”，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上级面前是人，而在大众面前是鬼。《旧唐书·卢杞传》载，唐德宗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看好的卢杞就是得不到认同。表面上看，卢杞这个人“颇有口辩”，能说，而且“不耻恶衣粝食”，生活方面没一点儿讲究，更谈不上奢侈。所以德宗满面狐疑：“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回答：“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奸就奸在这里了。事实也是如此，卢杞在宰相位置上不过区区三年，“穷极凶恶”却是出了名的。袁高对他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雠。”

唐德宗时，也有一例非常典型的“带病提拔”，就是把严砺由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超授”为兴元尹兼御史大夫等。超授，即越等授官。兴元尹的位置相当有分量。泾原兵变德宗避难之时，那里起过“陪都”的作用，故在他还京师之际，便“改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甚至还用“兴元”做过短暂的年号。但严砺的问题不在官大官小，是否破格，也不在于他是否“资历甚浅”，而在于其人“带病”，德行俱劣。所以李繁当面直陈，提拔严砺“众官以为不当”。谁怎么说的，又有谁人在场，一一列举。德宗遣三司核实李繁的说法，实际上是去抠他的字眼，转移问题焦点。比如李繁说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他们就在苗拯究竟说了几次上做文章。经调查苗拯承认“未言三度”，许孟容等作证“实言两度”，但苗拯说问题不在于自己说了两回还是三回，而要表达的是不该提拔严砺，所以他坚持“请依众状”。结果呢，德宗在“带病提拔”严砺之余，“贬拯万州刺史，李繁播州参军”。《旧唐书·严砺传》载，提拔后的严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别说百姓了，即使其他官员与之不睦，他也不会放过。如他“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在他死后，御史元稹奉使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

所谓“审举”，所谓“核真”，说的是执行的人如何拿捏标准。皇帝的例子有些特殊，不妨再看看职能部门的。《朝野佥载》云，唐中宗时的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籍”。有个候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意思是“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没有金钱开路，想都别想。乾隆时的进士邹炳泰，甚至“于政事堂谓铨部诸君曰：‘汝部中皆卖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也’”。一棍子抡去，悉数打倒。大家生气了，“皆欲挂冠去”。这当中，自然不能排除真生气的，你邹炳泰纯粹胡说八道，但也不能排除佯为生气的。倘是后者，干过“带病提拔”的勾当便实在不足为奇了。

“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以及“与其更于后，曷若慎于初”，表明的都是非常浅显的道理，而已经发生的历史告诉我们，将之付诸实践其实很难，实际上检验的是政治生态，杜绝“带病提拔”，归根到底在于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恶果。（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