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开始了，许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立志，来年如何如何，对自己寄予很多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古人也不例外。

比如明末鄢县知县刘振之，曾经“书一小简，藏箧中，每岁元旦取视”。当然了，那个时候的元旦是正月初一，在农历纪年的时代那是一年之始。刘振之每当看完，“辄加纸封其上”，家里人从不知道那条子上究竟写了些什么。等到刘振之被李自成的队伍破城后“乱刃交下”杀害，家人拆开封条，才发现原来写的是九个字：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刘振之显然把这“三不”视为座右铭，每逢一年之始便拿出来勉励自己。如此郑重其事，就肯定不是说说而已了。《明史》对他的记载过于简略，只突出城陷之时，“振之秉笏坐堂上。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骂不绝口”。即使这一简略的记载，也印证刘振之是践行了“不畏死”的。

对官员而言，刘振之的“三不”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诸如此类的座右铭或曰箴言，史书中俯拾皆是。又比如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后两句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愚意以为更适合当今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俭以养德”，不少前贤在言与行上均已经做出示范，易于参照。

俭如何养德？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曾身居高位，且在政声上毫不亚于父亲，他有这么个观点：“唯俭可以助廉。”清朝陈其元说得更直接：“居家俭，则居官廉。”把居家之俭与居官之廉直接挂起钩来。其《庸闲斋笔记》云，这句话是他祖父经常对他们几个兄弟讲的，陈其元认为很有道理：官员在行使权力时是不是廉洁奉公，和他在家里的生活作风有很大关系，节俭，则廉；奢侈，则贪。祖父得出这个结论源于经验之谈：“吾历官数十年，见奢者未尝不以贪败。”陈其元自身也有相当体会，说自己“历官亦三十年矣，每见俭朴者，子弟类能自立；奢汰者，子孙无不贫穷”。居官之德，廉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被誉为“脊梁铁硬”的王信，“不营私产，金玉奇玩，一无所好”。早些年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有句话叫“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然而他要是穿越到彼时遇到王信，碰壁无疑，根本无从下手。王信笃信的道理其实谁都知道，只是很少有人做到：“俭足以久，死后不累子孙，所遗多矣。”如史书所载，王信做到了。他原本是个武将，后来总督漕运， “帅府旧有湖，擅为利”，王信乃“开以泊漕艘”，且“势要壅水，一裁以法，漕务修举”。上任之际，他就曾豪迈地说：“此行当以江水洗涤肺肠，少尽区区耳。”重臣刘大夏高度评价他：“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将官，思得王君实（信字）若人，那讨得来！” 清朝乾隆时的进士、广东海康人陈昌齐有云：“人必须节俭，然后可以立品。”王信正是这样一个官品与人品俱佳的典范。

当然，在“俭”的行为之下，也要擦亮眼睛，分清性质。《池北偶谈》里有个刘念台，“居常敝帷穿榻，瓦灶破釜”，结果别人登他的门时，“饰舆骑而来者，多毁衣以入”，好衣服也得弄破几个洞，与他保持同步。看到这个带动效果，刘念台也许会很高兴，但实际上别人是顺着他，做个样子给他看，说到底他还是被蒙了。对那些官场油子而言，做出这种样子委实不是什么难事，李宝嘉《官场现形记》里的“巧逢迎争制羊皮褂”，对此揭示得痛快淋漓。因为署院强调节俭，结果“浙江官场风气为之大变。官厅子上，大大小小官员，每日总得好两百人出进，不是拖一爿，就是挂一块，赛如一群叫化子似的。从前的风气，无论一靴一帽，以及穿的衣服花头、颜色，大家都要比赛谁比谁的时样，事到如今，谁比谁穿的破烂”。不过，那个穿得顶顶破烂的人，大家都朝他恭喜：“老哥不久一定得差得缺的了！”

相对于“俭”，“静”比较难修，然而明朝胡居仁关于学问的一句话可以借用：“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邪思二字，不是很值得玩味吗？（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