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山东接连曝出了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要么买卖录取通知书，要么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他人的身份。严格来说，这算不上新闻，早几年在全国引起轰动的类似事件，就有湖南的罗彩霞、湖北的王俊亮等。

如今的高考总被拿来与旧时的科举类比，最相近的一面就是都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在没有更好的甄别人才方法的前提下，二者均不失为相对公正的途径。然而，一旦被不确定的卷面之外因素所影响，必然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切又都要另当别论。在科举历史中，舞弊并不少见。前些年，某地考古发现了一种印刷非常精致的书，掌心大小，却印满了四书五经。今人度其用途，是便于考生偷带进考场。这种舞弊，可归为民间小人物的伎俩，官场人士舞弊则有质的不同，它在侵入社会肌体时所折射出的，是腐败。

《世载堂杂忆》云，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乡试榜甫一公布，学子哗然，因为“虽获隽者多江南名士，而中试举人，大半由出卖关节获选”。这科的正主考是左必蕃，副主考是赵晋，于是有人利用二人的姓氏，在贡院大门上贴了副对联：“赵子龙一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借用三国时长坂坡单骑救主的赵云的胆子和著有《左传》的左丘明双目失明，极尽嘲讽之能事。又有人把门额上的“贡”字添了几笔改成“賣”（卖）字，“院”字遮住偏旁改成“完”字，“贡院”于是就变成了“賣完”，全是交易。种种做法，表达了对公然舞弊的愤慨。

再看一个个案。《明史·饶伸传》载，万历十六年（1588）黄洪宪典顺天试，录了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衡、申时行的女婿李鸿。结果一出，先有礼部主事于孔兼“疑举人屠大壮及鸿有私”，再有礼部郎中高桂“遂发愤谪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请得覆试”。饶伸更追溯到了前事：“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张居正之舞弊，在他身败之后，丁此吕有过揭发，事见《明史·李植传》。丁此吕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皆张居正子）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张居正在台上时没人敢怎样，他倒了，也该对 “捉刀”的官员有个说法了。不料申时行马上跳了出来，一方面他是张子那科的主试官，定然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如江东之所云：“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这也可见，申时行料理了儿子的事情后非但没有收手，后来又为其女婿谋前程了。

清朝咸丰八年（1858），还是顺天乡试，再曝丑闻，后世定性为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之一。该案由御史孟传金弹劾而发，先后受到惩处的达91人之多，其中斩决者即有5人，包括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使这个一品大员成为科举史上死于舞弊案的职位最高的官员。这个案件固有时握朝政大权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平日挟有私仇”，借机“擅作威福”的成分，但柏葰听受嘱托，撤换试卷，副主考程庭桂于入闱后，其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等等，也确是事实。

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就这样被一些“巧护己私，欺罔主上”（饶伸语）之人当成了以权谋私的工具，种种明火执仗的行为对社会所构成的腐蚀和危害不言而喻。究其原因，往往都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没人监督不行，监督不动真碰硬、真刀真枪也不行。

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7月1日起正式施行。政务处分法对政务处分制度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为监察机关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作出政务处分提供法律依据。如今的冒名顶替上大学，先要获知并拦截录取通知书，进而要调换被冒名顶替者的学籍档案、户籍档案，篡改冒名顶替者的身份信息，这个链条上的参与人等，毫无疑问无不为国家公职人员。从这个角度看，处分法的出台适逢其时，但也面临严峻考验，要看各级监察机关如何运用这一法律利器大显身手了。（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