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贤集》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句，由此可见，做好“廉内助”文章可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

历史上，我们的确能够看到“内助”行为对“主外”者所起到的作用。《三国志·吴书·孙休传》中，裴松之注丹阳太守李衡时引《襄阳记》曰：“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所以，李衡临死的时候告诉儿子，我想给家里置办点产业，你妈不让，所以咱们家“故穷如是”。李衡妻子就是个“廉内助”无疑。

宋朝宰相蔡卞的妻子也是。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颇知书，能诗词”，但是“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第，然后宣之于庙堂”，什么都要先跟老婆商量。蔡妻是王安石次女，“知书聪敏”，不过，她所传达的恐怕也是王安石的意见。《宋史》将蔡卞归入“奸臣”之列，说他“居心倾邪，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今人已认为颇欠公允。妇公，妻父也。蔡卞不过坚定地支持王安石变法、又受了哥哥蔡京作为的牵连罢了。蔡卞拜右相时摆家宴庆祝，伶人调侃云：“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意谓他“官职自妻而致”。查《辞源》，此正“裙带官”一语的来源之一。王安石对女婿当然不这么看，他认为“元度（蔡卞字）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借而然”。《宋史》尽管极力贬低蔡卞，还是肯定他为官相当清廉。在广州任上，“广州宝贝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这里面，就不能排除“廉内助”的作用，如果王家二女儿贪一些，怂恿他捞一点儿，从他言听计从的一面看，很可能会从命。而蔡妻的修养显然来自家风的熏陶，王安石一生廉洁尽人皆知，即便大权在握时也是如此。

司马光《涑水记闻》云，郭逵的老婆常常给他吹枕边风：“我与公俱老，所衣食能几何？子孙皆有官，公位望不轻，胡为多藏以败名也？”这也是“廉内助”的作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帮助当官的丈夫调整好心态。当然，如《宋史·后妃传下》所载，哲宗欲册孟氏为后，太后告诉他：“得贤内助，非细事也。”况且，逻辑上成立的事，现实未必全然。

还说宋朝。有个宰相章惇，“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也和他妻子张氏“甚贤”有关。章惇刚入相时，张氏正在生大病，但是不忘“监督”他：“君作相，幸勿报怨。”这是让他不要胡乱使用权力。章惇和妻子的关系很好，张氏死后，他悲痛不已，对好友吐露心声：“悼亡不堪，奈何？”朋友说：“与其悲伤无益，曷若念其临绝之言？”

明朝叶权《贤博编》还说到一件事，那是叶权认识的罢职还家的余姚县丞，富家子弟，官位本是买来的。叶权见他“居常怏怏”，便逗他说你的官瘾也过了，家又不穷，“何不乐也？”那人诉苦说这个官让他花了不少钱，原以为“为官当得数倍”，能捞回来，然而“今归不够本，虽妻子亦怨矣”，老婆孩子都不高兴。叶权愤愤地写道：“以够本获嬴之心为民父母，是以商贾之道临之也。”那么，倘若那个人再有机会买个位子，那个“贪内助”就一定会唆使他不择手段地攫取了。

《清稗类钞》云，阮元平定海盗蔡牵，“得兵器，悉以镕铸秦桧夫妇像，跪于岳忠武庙前”。有人模仿秦氏夫妇口吻戏撰一联，并做成两个小牌，分别挂在两个人的脖子上。给秦桧脖子上挂的是:“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给秦桧老婆王氏脖子上挂的是：“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这一联，形象地揭示了在腐败发生的过程中，“主外”与“内助”的“互动”关系。可见，“内助”如果在生活中多些善意提醒，多吹廉洁“枕边风”，就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廉洁氛围；如果“内助”仰仗配偶的职权广开财路，搞“贪腐夫妻档”，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