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又到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考核的时节。《书·舜典》已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说法，表明考核的历史相当悠久。孔颖达解释说：“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有没有政绩，三年时间是可以看出来的；考核三次也就是九年时间，这个官员究竟行还是不行，完全一清二楚了。

考核在从前有许多同义词，考实、考课、考绩等等。战国、秦、汉时都是，中央对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制度甚至叫做“上计”，要求每到年终岁尾，地方官要将境内的人口、财政、粮草、治安、狱讼等情况编制成“计簿”，然后遣吏逐级上报。春秋齐国晏婴治东阿时、战国魏之西门豹治邺时，都曾分别作为地方官员晋京上计簿。

考核的目的是对官员进行甄别，不行的下去，行的提拔。如《汉书·谷永传》中谷永所言：“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宋人有句话提炼得更加精辟，叫做“知人之要莫若考实”。判断一个官员究竟如何，就在于对他的考核。

不同时代对官员的考核标准自然不会划一。如《汉书·京房传》载，元帝时灾难频发，京房进言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于是，元帝就叫京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旧唐书·职官志》很明确：“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此外又有二十七最，“其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其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等等。把“善”与“最”结合起来，考核结果便分为九等：大的层级是“上中下”，每一层级再套小的“上中下”，因此最高等级为“上上”，最低等级为“下下”。归入“上上”的不用说了，官中极品，无可挑剔，不妨看看其中的“下”是什么模样。“下上”，乃“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这是说决策不是依法而是拍脑袋；“下中”，乃“背公向私，职事废阙”，这是说根本就是把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下下”，乃“居官谄诈，及贪浊有状”，这是说不仅眼睛向上，而且简直就是贪官。这样看来，今天的劣等官员与1000多年前的委实没有什么两样。

必须看到，无论什么时代，考核看起来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但标准是死的，一旦“下有对策”，再好的制度也难免荒腔走板。比如“上计”的初衷是为国家全面了解地方现状提供依据，其中的统计数据无疑是关键，必须真实、准确。然而这数据是来自地方的，偏偏又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凭证，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上计簿”就免不了在数字上做些或大做文章。我甚至觉得后世所说的“官出数字”，源头就在这里。

且看《汉书》中的两处记载。其一，《宣帝记》载，黄龙元年（前49）宣帝诏曰：“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问题在哪里呢，他认为是“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颜师古在此注曰，“具文而已”，即“虽有其文，而实不副也”。那么，汉宣帝已经知道，地方为了应对考核，不惜干出欺骗中央的勾当。其二，《贡禹传》中贡禹向元帝指出，郡国为了达到谎报实情的目的，“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颜师古在此又注曰：“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高职也。”“习于计簿”，即会在文字或数字上做手脚的，“能欺上府”，竟然成了一技之长，成了飞黄腾达的资本！值得一提的是，宣帝在明了真相的同时，责御史核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汉宣一朝史称“中兴”，中兴的前提，与其“信赏必罚”恐怕密不可分。

因此，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如果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不仅会失去考核的本意，而且还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倘若“课绩不实”，则“知人之要”无从谈起。（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