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退去，已有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因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欺瞒组织、阳奉阴违被追责问责。典型的如黄冈市卫健委原主任唐志红、市疾控中心原主任陈明星，对本市收治病人数、床位数量、检测能力等关键问题，一问三不知。在当时，黄冈是湖北省疫情仅次于武汉的地区。

“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此乃葛洪《抱朴子》中的句子。葛洪落笔之时，自有他的原初用意，而移来借喻武汉此番战疫中作为与不作为的两类干部，倒也十分精当。何者“不畏”，何者“隐形”，从来自前方的报道中可以分辨得一清二楚。坐镇武汉督导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更强调，打好武汉保卫战，抓激励动真格、抓问责不手软，优秀的火线提拔，不合格的火速问责。

《史记》中辟有《循吏列传》，记载了从前表现优秀的官员。循吏，即奉职守法、清廉贤能且有治绩的官吏。所以要立此传，司马迁认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司马贞《索隐》表达得更明确：“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奉职，意谓奉行职事。司马贞将之视为官员行政的首要问题。踵《史记》之后，二十四史之《汉书》等九史也都纷纷开设《循吏列传》；《晋书》等七史则为《良吏列传》、《南齐书》为《良政列传》、《辽史》为《能吏列传》。循吏、良吏、良政、能吏，名称不同，实质都一般无二。此外，还有十部分别辟有《酷吏列传》，酷吏与循吏泾渭分明，褒贬的意味不言而喻。比较遗憾的是，二十四史均没有《庸吏列传》，庸吏只是散见于人物列传当中，要钩沉，要爬梳，不那么直观。如今被追责问责的这些——不独疫情蔓延之时，许多可归入庸吏的范畴。庸者，不思进取、见识浅陋、尸位素餐也。

良、能，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标准。用班固的话说，起码是“没世遗爱，民有余思”。明朝宣宗皇帝对《汉书·循吏列传》情有独钟，还写了篇文章，认为传中所载六人“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为什么班固给他们如此之高的评价呢？无他，这六人正是“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而“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所以，他觉得“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

自古以民为本的官员，可以列举出许多。如《宋史·范仲淹传》载，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江淮等地蝗旱灾害齐来，范仲淹忧心如焚，请缨到地方察看灾情，不料没有得到答复。他私下里毫不客气地发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这一问，仁宗醒悟了。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并根据调查，“条上救敝十事”。又如《北游录》云明朝永乐年间，知县王彬因为“河决未及筑堤，民居尽没，痛不能救，投水死”。治水无方，乃以死谢罪，这种责任意识更可称得上可贵了。没有灾害、疫情的平时呢，如何“奉职循理，为政之先”？西晋荀勖的见解值得咀嚼，事见《晋书·荀勖传》。像“（官）位不可以进趣得，誉不可以朋党求”，要讲实绩；像“事留则政稽，政稽则功废”，该办、能办的事情拖着不办，政令就不畅，再怎么拍胸脯也都白搭；像“简文案，略细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视听”，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一套，等等。总而言之，“处位者”要“孜孜不怠”，“奉职司者”要“夙夜不懈”。

明朝丁宾去句容上任，他父亲说：“汝此行，纱帽人说好，我不信。吏巾说好，我益不信。即青矜说好，亦不信。惟瓜皮帽人说好，我乃信耳。”纱帽人，当大官的；吏巾人，普通官吏；青矜人，秀才；瓜皮帽人，寻常百姓。在丁宾的父亲看来，只有百姓说好的官，才算得上真正的好官。陈一新副组长指出，要对那些在战疫一线特别是危险岗位的基层干部和下沉干部破格提拔，只要他们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经受住考验，表现优秀、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无疑也正是考察考验干部最关键的时候。（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