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四村，是中山市革命老区之一，位于中山市古镇镇中心地带。村中的邓氏大宗祠，曾是当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一个革命老区，本该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现实却恰恰相反。2018年，古四村党委被列为中山市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原因是原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邓铭超和原党委副书记邓荣钊在背后作怪。

　　因捞钱胃口大、手段狠，被社会商人称为“邓氏太狼”的邓铭超于2010年底登上“政治舞台”。在任十年间，与时任古四村党支部委员邓荣钊组成“最佳拍档”，把持古四村“两委”十余年，并逐渐演变成“贪腐搭档”，村民对二人怨声载道、深恶痛绝。

　　邓铭超、邓荣钊被中山市纪委监委查处后，古四村群众拍手称快、欢天喜地，在村内大街小巷燃放鞭炮庆祝。

　　“邓氏太狼”被除、“贪腐搭档”落马，为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身披羊皮  山寨党员当书记

　　上个世纪90年代，邓铭超开始经商办企业，在生意场上算是一个成功的小老板。2009年，邓铭超在打高尔夫球的过程中结识了时任中山市古镇镇党委书记余某。一来二往，余某觉得邓铭超很“醒目”、很“识做”，发展经济也有一套办法。当时余某刚到古镇镇工作，古四村“两委”对镇党委政府所部署的工作不支持不配合，此事成了余某的心头大患。甚得余某欢心的邓铭超恰好是古四村人，余某便有意推荐邓铭超担任古四村党支部书记。

　　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第一条件当然是中共党员，而邓铭超当时并不是正式党员。如何迅速获得正式党员身份，就成了邓铭超的头等大事。邓铭超利用其堂弟邓某兼任邓铭超名下公司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便利，临时填写递交虚假入党资料，组织部门未作认真审核，就批准了邓铭超的入党事项。就这样，邓铭超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仰仗的“大树”有了，党员身份也有了，任职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2010年12月，古镇镇党委发文任命邓铭超为古四村党支部书记。

　　新官上任，当邓铭超准备展开拳脚大干一场时，却发现等待他的是一场持久的对抗战。为了争夺村内的“话事权”，古四村“两委”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系，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相互拆台，以致村“两委”工作长期无法正常开展。

　　面对难以开展的党务和村务工作，邓铭超意识到只有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才能总揽大权。适逢2014年，古四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如何在竞选中赢得先机呢？邓铭超和邓荣钊专门召集手下骨干人员召开会议讨论对策，筹集约46万元作为助选基金，并组织10余名“德高望重”的村民成立“助选小组”，确保己方候选人顺利当选。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助选小组”组织村民短途旅游、宴请吃饭以笼络人心；选举前夕，直接以每张300元价格向村民购买选票，一手交钱一手得票……就这样，邓铭超成功当选村委会主任，邓荣钊也成功当选村委会委员。事后，二人大摆庆功宴，大肆庆祝。

　　至此，邓铭超、邓荣钊完全把控古四村“两委”。

　　狼狈为奸  贪腐搭档疯狂敛财

　　邓铭超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曾连续多年担任古四村党支部书记。邓铭超任古四村党支部书记前，其父亲曾明确反对，他对邓铭超说，“你做了那么多年生意，逐利心太重了，不适合到村委工作。”

　　果不其然，邓铭超上任之后，很快就展现出了唯利是图的一面。邓铭超、邓荣钊两人臭味相投，很快结成了利益同盟，把带领村民致富的事抛在脑后。邓铭超坦言：“村‘两委’班子成员就5个人，我和邓荣钊同意议案后，其他班子成员基本不会提反对意见。”

　　邓铭超和邓荣钊从工作搭档演化成贪腐搭档，速度之快、程度之深、配合之默契，令人瞠目结舌。两人从2012年就开始以权谋私、同流合污，约定收受社会老板的好处费以6:4的比例（邓铭超占六成，邓荣钊占四成）在每年年底对数分钱。经查，两人在任期间共同受贿金额达1200余万元。

　　邓铭超和邓荣钊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成了为己谋私的工具，把公家利益变成了私人“提款机”。邓铭超坦言，“刚上任的时候我是很有底气、腰杆挺得很直的，但当我收下第一笔贿赂之后，在村民面前说话就没底气了、腰杆也挺不直了。”

　　贪婪成性  为敛财丧心病狂

　　古四村整体经济实力雄厚，集体资产估值达16亿元。如此一块诱人的“大蛋糕”，难免让人垂涎。邓铭超、邓荣钊动起了歪心思，他们利用职务便利，把城建、国土、经济发展公司等“油水”部门划归自己管理，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分管的则是“清水衙门”。

　　邓铭超、邓荣钊坐当“土皇帝”，把农村“三资”平台当作自家“捞钱”平台。经查，邓铭超、邓荣钊利用职务便利，在古四怡廷豪园、同益工业厂房、拱北里河及道路改造等工程的建设、物业出租、出售、工程款拨付等过程均主动索取社会老板钱财，涉案金额超6000万元。

　　贪欲，让人疯狂；欲望，让人狂妄。在敛财上，他们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2012年，古四村村属企业古四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了某楼盘项目。在项目的建设、监理、代理、售楼、物管等环节，邓铭超和邓荣钊层层设卡收受好处费，累计超过2000万元。

　　“一见到有利可图，他就如饿狼扑食。他跟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项目能分到多少钱。钱少了还不行，一定要他满意才行。所以，我们都叫他‘邓氏太狼’。”一些社会老板如此评价邓铭超。

　　人心不足蛇吞象。“铜臭气”十足的邓铭超把党纪国法抛到九霄云外，在权钱交易这条歪门邪道上一路狂飙。

　　走投无路  巨资换来一场空

　　2012年，古四村原党支部书记邓根胜、村委会原主任邓根荣因收受某建筑工程老板梁某行贿约50万元被中山市纪委调查，两人均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本该为邓铭超、邓荣钊敲响了警钟，但他们并没有从中深刻反省原因、吸取教训，而是错误地认为只要战胜了反对派，排除了异己，就可以放开手脚“干活”，依然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不仅毫不忌讳地把多个村集体工程交给梁某承接，还胆大妄为先后10次收受梁某贿赂共1050万元。

　　2019年8月，邓铭超的政治“靠山”余某落马。2020年7月，古镇镇党委原书记吴某落马。眼见“打虎”“拍蝇”势头强劲，邓铭超和邓荣钊有些慌了。

　　深思熟虑后，邓铭超、邓荣钊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吸取“教训”开始“善后”。2020年8月，邓铭超、邓荣钊与社会老板杨某进行串通，签订了虚假的《房地产抵债协议书》，以掩饰二人收受杨某贿赂的行为，企图蒙混过关。

　　除了串供对抗组织审查，邓铭超和邓荣钊还不停找关系、搭“天线”，希望能“花钱买平安”，找“高人”帮助“渡过难关”。“病急乱投医”之下，邓铭超和邓荣钊找到一名“高人”，听信其“能够和纪委的人搭上线，帮忙跑关系，把事情压下来”的话后，决定铤而走险，先后给了他500万元。事实上，这个“高人”所谓的“通天本领”只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而已。邓铭超和邓荣钊不信组织信骗子，以为花500万元买了“护身符”，结果却是买了一番花言巧语。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是多么慌不择路、多么荒唐可笑，自己就像一个赌徒，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江湖骗子身上，说到底还是侥幸心理。”邓铭超说道。

　　纸终究包不住火。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徒劳，“挣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使自己越陷越深，最后也越摔越重。邓铭超和邓荣钊的伎俩被一一识破，最终在组织的教育和铁的事实面前，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

　　　一场双簧戏，唱翻两个人。邓铭超和邓荣钊这对工作搭档失了初心、忘了使命，最后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前程。

【警示评点】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对身边的“蝇贪”“蚁贪”“小官大贪”等腐败现象更是深恶痛绝，如果任凭基层腐败蔓延，就会丧失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正所谓“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微权力”也可能酿成“大腐败”，有些“小官”的贪腐程度甚至令人咋舌。本案中的邓铭超、邓荣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分别为3000多万元和1200多万元。

　　“小官”何以成“巨贪”？他们的级别虽低，手中权力似乎也不太大，但这些权力却很直接，无须假借他人之手就能调配资源。一旦失去监督，“小官”搞起腐败来如入无人之境，“微权力”的破坏力也是“威猛无比”。再者，“苍蝇”不像“老虎”长了一张血盆大口，能一口吃下庞然大物，它们往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但也正因如此，隐蔽性更强，经过较长时间累积就成为“巨贪”。

　　“蝇贪”不除，其害如“虎”。基层干部处于党的各项惠民、利民、便民政策的执行终端，他们身上存在的消极腐败问题，将直接动摇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而且，基层腐败易发多发于教育、医疗、低保、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伤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更为恶劣的是，少数基层干部把黑手伸向扶贫款物，与最弱势的困难群众争利，把“雪中送炭”变成“雪上加霜”，还有的或主动或被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凡此种种，对党的执政基础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堪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心腹大患。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中央领导下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职机关，必须征服这个“娄山关”“腊子口”，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对于嗡嗡乱飞的“苍蝇”，必须坚决严惩，产生震慑，同时也要从事前预防、事中遏制等环节狠下功夫。治理基层腐败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再小的权力也能受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督。我们要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有效监察全覆盖。

　　“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也要拍。群众或许对反腐数据未必清楚，但对身边干部的行为却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只有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对“蝇贪”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发现一人、处理一人，抓在日常、严在经常，才能有效纠正个别基层干部“腐”小不足虑、“贪”微不足道、“贿”人之常情等错误思想，从而减少存量，遏制增量，让群众看得到、体会得到全面从严治党成果，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