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王某，中共党员，某市A区原副区长，已婚。

　　2016年8月，王某在一次公务接待中认识了区政府接待办的女服务员甲，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并多次相邀外出，于2016年11月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后保持至2017年6月。在双方某次外出游玩期间，王某用个人工资卡刷卡购买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项链送予甲。

　　2017年3月，王某应邀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重遇高中时期有好感的同班女同学乙，双方相谈甚欢，并在酒后发生了性关系，后双方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至2020年7月。其间，乙多次向王某提及家庭经济困难，王某遂将收受民营企业主乔某、张某等人所送的违纪违法所得送予乙，累计人民币40万元。

　　2018年7月，王某率团到当地某民营企业考察，结识该企业高管丙，之后与丙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并保持至2021年1月。其间，丙牵线搭桥，为马某、金某等多名民营企业主向王某转达请托事项，由王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上述民营企业主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400余万元。经王某同意，丙购买了1套价值人民币80万元的公寓作为双方约会的固定场所，剩余财物用于王某、丙的日常开支，以及为丙购买价值人民币30万元的轿车1辆。

　　2021年1月，群众举报王某存在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收受贿赂等违纪违法问题，该市纪委监委对王某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后，查实上述问题。

　　【分歧意见】

　　本案中，关于王某与甲、乙、丙的关系应如何认定，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以是否存在财物给付作为认定标准。鉴于王某与甲、乙、丙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期间还存在财物给付，应全部认定为构成钱色交易的违纪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是否存在感情基础、女方是否有独立经济来源作为认定标准。鉴于甲、乙、丙均有独立经济来源，且与王某均存在感情基础，尤其乙与王某系多年同学关系，在其经济困难时，王某给予财物资助更不属于利益交换的范畴。因此，应认定王某与甲、乙、丙构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违纪行为。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以给予财物的来源性质作为认定标准。鉴于王某给予甲的财物系其工资收入，给予乙、丙的财物系违纪违法所得，故应认定王某与甲构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违纪行为，认定其与乙、丙构成钱色交易的违纪行为。

　　第四种意见认为：同意第三种意见关于王某与甲、乙关系的认定。鉴于王某与丙通谋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后，已共同占有财物，共享非法利益，故应先认定王某违反生活纪律，与丙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明确丙系王某的特定关系人，同时依据《刑法》相关规定，认定王某与丙涉嫌共同受贿犯罪。

　　【评析意见】

　　本案中，笔者支持第四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一、王某与甲是纯粹的不正当性关系违纪行为

　　违反生活纪律行为中的“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一般包含三个要件：一是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二是不正当性关系是基于双方自愿发生的；三是造成了不良影响。本案中，王某与甲自愿发生并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后又被群众举报反映，造成了不良影响，符合上述要件。此外，王某送予甲的项链，其钱款来源是王某工资收入，亦未存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甲谋取利益的情节，未侵害到职务的廉洁性，不宜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因行为延续至2018年10月1日之前，故依据2015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应按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认定处理。

　　二、王某与乙是典型的钱色交易违纪行为

　　钱色交易的行为特征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必须同时具备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和给予有关财物的行为；二是侵害的客体是党员领导干部职务的廉洁性，即给予的财物应是通过违纪违法行为获得的不当利益。本案中，首先，王某与乙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非以付出财物为前提，这一点区别于发生在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必须以金钱为媒介的嫖娼关系。其次，虽然王某与乙有较深的感情基础，且乙有独立经济来源，但王某给予乙财物，可以是其出于补偿、资助等心态而给予，也可以是乙为谋求关系的对价而进行索要，无论哪种情形，本质上都是实现了“钱”与“色”的对价交换。再次，王某给予乙的财物系其自身违纪违法所得，与王某职权、地位、身份等相关联，侵犯了王某职务的廉洁性。

　　综上，王某与乙的关系应按违反廉洁纪律，搞钱色交易认定，因行为延续至2018年10月1日之后，故应依据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处理。

　　三、王某与丙是基于不正当性关系衍生的利益共同体

　　如前所述，辨析不正当性关系与钱色交易，在于是否存在“钱”与“色”的对价交换，且“钱”是否不正当所得。但如果被给予者（丙）不仅与给予者（王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且参与到谋取不正当所得的过程中，则应如何定性？

　　2007年7月“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特定关系人”进行了明确，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本案中，丙与王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进而发展为王某的情妇，即法律所规定的“特定关系人”。其后，丙利用与王某的关系，牵线搭桥非法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王某的违纪违法行为获得不当财物并与王某“共享”，不仅有过程的“共享”，也包括结果的“共享”，两人已构成共同受贿犯罪。依据中央纪委法规室对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释义，钱色交易强调的是“利益交换”。本案中，丙获得的“财物”系共同受贿事实中共同占有的财物，丙与王某已经从“利益交换”关系演变为“利益共享”关系。从逻辑上讲，如果一方面认为王某与丙存在财物与色的“交换”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王某与丙“共同占有”财物，会带来推理上的矛盾或重复评价的问题。

　　综上，笔者认为，正是基于王某与丙关系的演变，故应先对王某与丙存在不正当性关系的违纪行为作出评价，明确丙在涉嫌共同受贿犯罪行为上系王某的特定关系人，进而更为合理地阐述王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经由丙牵线搭桥，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共同收受财物的事实，从逻辑关系上也更能体现整个案件事实的辩证统一。因王某的行为延续至2018年10月1日之后，故应依据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按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认定处理，同时援引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纪法衔接条款，对王某、丙涉嫌共同受贿犯罪行为进行评价。（作者陈澍系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干部，郑华葆系汕头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