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余某某，中共党员，A市B区城市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2015年7月，在该局承租私营业主李某某的物业作为仓库和停车场时，余某某利用分管后勤、负责财务审批工作的职务便利，为李某某提供关照。事后，余某某向李某某表示，因为公车改革，自己用车不方便。李某某遂以公司职员何某某的名义竞拍车牌指标，购买小汽车一辆，并“借”给余某某。后余某某将该汽车交给情人张某长期使用。2018年9月，余某某因知道李某某被监察机关调查，担心受到牵连，遂将汽车还给李某某，同时送给情人张某20万元作为补偿。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汽车所有权的转移以过户登记为生效要件，该汽车未办理过户手续。此外，车牌是一种使用指标，一般无法变更权属登记。因此，应以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认定余某某违反廉洁纪律。

　　第二种意见：余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借车的名义变相收受行贿人输送的经济利益。虽然汽车、车牌未变更权属登记，但并不影响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对借用财物型受贿案件要综合研判借用事由、款项用途、有无请托事项、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未归还的原因等，正确把握正常借用与以借为名的受贿犯罪的界限，精准定性，区分罪与非罪。

　　一、受贿汽车不以过户为必要条件

　　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一）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二）是否实际使用；（三）借用时间的长短；（四）有无归还的条件；（五）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注意从实质上把握，透过“借用”的表象，揭露合法形式下掩藏的犯罪目的。

　　二、没有借车的合理原因

　　余某某作为单位领导，正常公务需要可以使用单位公车；其住处离单位办公地点不远，可以步行上下班；其妻子、儿子各自有汽车正常使用，并无使用汽车的现实客观需要。但据余某某交代，借用汽车是为了满足情人张某用车需要，所以一开始就想着把汽车交给张某使用。李某某交代，明知余某某有经济能力买车，且双方都交代“借车”是李某某为了在物业租赁、房屋建设等获得余某某的关照。由此可见，余某某客观上没有借车的必要性，主观上是心知肚明地接受老板的好处。

　　三、实际控制占有汽车

　　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涉案汽车一直由余某某的情人张某实际使用。期间，余某某与李某某一直保持联系，但二人均没有再提及归还汽车的事情。余某某也没有叫张某归还过该车辆。这些都有悖于正当借用的常理，应认定为受贿。2018年，余某某将汽车退还给李某某是担心相关案件的查处让自己受到牵连。根据《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规定，余某某的还车行为不能视为及时退还，属于为掩饰犯罪而退还，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四、本案犯罪数额的认定

　　综上所述，余某某以借用名义收受李某某所送汽车，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在办案实践中，一般以受贿人实际控制财物时的市场价值认定犯罪数额。因此，本案受贿数额应以购买汽车所支付的全部费用予以认定，包括车价款、购置税、车船税、车牌指标竞拍费用等。（王颖琼、邝振超分别系广州市白云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