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一作耘讼），号瓯北，常州府阳湖县（今江苏省武进县）人，清中期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文学家。他与同时代的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历任军机处内阁中书、翰林编修、广西镇安知府、广州知府等职，官至贵州贵西兵备道。后辞官，主讲于安定书院。赵翼是清代著名学者，长于史学，考据精赅，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出守镇安  忠正爱民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在养心殿召见赵翼，在肯定他工作能力的同时，擢升其为广西镇安府（今广西德保县）知府。

初到镇安，赵翼并未急于坐镇府衙，而是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当地的自然气候、风土人情。赵翼常常前往辖区村镇视察，百姓见他出巡，纷纷将他邀请至家中盛情款待，百姓与赵翼相处“如家人父子，所至皆如之”。

赵翼任职镇安期间，发现主管官仓的官吏用“小筐出，大筐进”的方法，盘剥百姓，从中赚取差量，民众对此敢怒不敢言。赵翼得知后，听取百姓意见，恢复统一使用小容器称量的旧制。同时，为了防止仓吏在称量工具上做手脚，赵翼让人在秤杆六十斤的固定刻度上钻一小孔，用细绳从秤锤从中穿入，使之不能移动，且让民众用官秤自己称量。困扰民众多时的问题顿时得到解决，民众对赵翼更加拥护。赵翼前后实际掌管镇安府政务两年，仅“两坐讼堂”，几乎没有什么刑狱案件。与刚到镇安时的无奈以及少许的不情愿不同，在感受到镇安百姓的朴实无华以及镇安境内大好风光后，赵翼不禁发出“愿终身不还”的感叹。

主政广州  勤政简朴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广州知府出缺，两广总督李侍尧欲借此拉拢赵翼，遂派一位监司将职位出缺的消息故意透露给赵翼，且告知只要赵翼当面向李侍尧恳请，李侍尧便会向朝廷推荐他。赵翼对此颇为不屑，严词拒绝。赵翼认为自己任职镇安乃由皇帝亲自任命，广州虽地处繁华，但由督抚推荐乃出自“私恩”，“将何以自行其志乎”，即如果自己因为李侍尧的推荐而得到官职，未来在广州施政将难以不受李侍尧的影响。李侍尧见赵翼不肯接受自己的私恩，故另推荐他人。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赵翼就收到了来自乾隆皇帝的特调令，让其出任广州知府。当初透露消息的那位监司，对赵翼的人品能力无不叹服。

广州，乃当时两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清代对外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下旨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由此，广州独享对外通商之利，繁华更盛，故主管广州政务的四品知府，成为不少人觊觎的“肥缺”。屈大均在《广东通语》写道“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往，长安戚友，举手相庆”，很多官员都想在广州这一遍地黄金的地方分一杯羹。

赵翼初到广州，与初到镇安一样，遍访广州境内的名胜古迹，亲自走访市井民间，了解广州的风俗民情。赵翼在广州知府任内，番禺海盗陈祥胜等人与巡防海口的汛兵发生冲突。朝廷下令缉捕这些海盗，后共逮捕108人。按大清律例，凡江洋大盗，无论情节轻重，一律当斩。赵翼不忍百余人皆成刀下亡魂，遂仔细翻阅卷宗，认真甄别案情，依照情节轻重，只将其中38人斩首。赵翼任职广州知府仅一年时间，但勤于政务，生活简朴，他常常劝课农桑，视察市场、港口，告诫外来商人依法经营，勿生妄念。在视察民情的过程中，他还发现广州周边地区税赋沉重、有人从中牟利的情况。赵翼欲上报督抚，革除弊政，但未及上报，他又再次收到来自皇帝的调令，让其出任贵州分巡贵西兵备道。

辞官治学  以史鉴今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赵翼前往贵州威宁任职。期间，他在广州任上对江洋大盗们“网开一面”的事情被某些官员上报朝廷，遂被降一级留用。赵翼对此也没有过多申辩，只是再次向朝廷提出乞归的要求。早在收到前往贵州的调令时，他已向朝廷提出乞归返乡、奉养老母的请求，只是当时朝廷没有允许。赵翼为人十分孝顺，即使在外任官，也将母亲带在身边，夙夜侍奉。但自出调镇安府以来，职位调动频繁，而母亲已年逾古稀，年老体弱，不宜奔波。这次朝廷允准了他的请求，他遂协同一家老小启程返乡。

赵翼返乡后，过起了闲适的耕读生活。日常除了细心照顾老母外，他还换上了农家的装束，与乡间渔樵农夫闲话桑麻，归家后则读书著述，生活颇为闲适。赵翼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最负盛名的无疑是三十六卷的《廿二史札记》，它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及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在这部厚重的史学著作中，寄托着赵翼忧国忧民的历史情怀。同时，人们也可以在书中的诸多片段里体悟赵翼的吏治思想。赵翼自言此书主要是就正史中某些记载进行“参互勘校”，同时亦对正史中“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进行摘录，故该书对治乱兴衰之理多有阐述。赵翼认为，一个朝代吏治的好坏与否与君主自身以及朝纲的张弛程度有大关系。他认为：“朝政肃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朝政弛则士大夫亦多贪纵。”而君主的行为往往对朝纲好坏起着关键作用，亦即人们常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明嘉靖皇帝好炼丹修真之术，不少方士因此加官进爵，颇为受宠。正是由于君主好道，朝臣们“亦以之希荣邀宠矣”。为君者的以身作则对于朝纲的整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赵翼对封建权力的观察亦是十分深入的。在摘录有关明朝后期权臣与宦官专权的史料时，赵翼指出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无节制的权力，亦即“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无节制的权力往往伴随着金钱与欲望。明代中后期，权臣与宦官轮流掌握权柄，朝纲腐败混乱，许多大臣为一己私利不断向权臣或掌权宦官输送利益。即所谓“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虽然赵翼并未就上述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提出解决之道，但他对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见解却十分有见地。

除上述观点外，赵翼在该书中，还提出应该严守法纪，但不应过多援引案例以及引申过多的条例，因为这容易导致胥吏随意曲解法律，更容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官员的纯正思想意识以及官场风气对于一个国家的吏治亦十分关键。东晋历代皇帝少有明主，但仍然得以延续近九十年，其主要就是依靠大臣们的尽心竭力，忠义不改，使东晋朝廷在君主孱弱的情况下，“国脉得以屡延”。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情况与明代中后期权臣与宦官专权有其相似之处，但东汉年间，士大夫崇气节，尚清议，虽经党锢之祸冲击，文人士大夫阶层仍坚持与专权宦官作斗争。反观明代中后期，敢于向专权宦官发起挑战者，寥寥无几，而高呼“九千岁”者，则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与当时朝廷上下的舆论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赵翼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对于历代吏治兴衰所作出的深刻思考，值得人们仔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