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1896-1931年）， 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原名锦涛（焘dào），笔名匏安。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中执委，中共中央委员。与李大钊几乎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有“北李南杨”之称，是广东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作为历史的丰碑，杨匏安的清霜坚傲骨和功绩已永载中国共产党的不朽史册。

华南马克思主义燃灯者

杨匏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终其一生，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最忠实的信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1919年，杨匏安就积极撰文在华南地区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蒙新思潮，与李大钊几乎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有“北李南杨”之称。1921年春，他成为广东地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最早的领导成员，陆续发表《<青年周刊>宣言》《马克斯主义（一称社会主义）》《马克斯主义浅说》等重要文章，点燃了南粤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星星之火。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杨匏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投身国民党改组和重建，一度担任国民党中组部代部长、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重要职务，成为国民革命大潮中的领袖人物。

据杨匏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利亚介绍，北伐战争后，各地党组织发展迅猛，党员人数成倍增加，由中共四大时的994人猛增至57967人，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发生。杨匏安所在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大中心，也是各种思潮的汇聚点、多种力量的角力场，局面尤为复杂。1925年初，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地方纪律检查机关——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杨匏安担任区监察委员，后任副书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进一步恶化，登报脱党者有之，投敌变节者有之，腐化堕落者有之，已经发展到近6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对困境，建立中央一级的党内监督机构，监督党员、纯洁组织成为当务之急。同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委副主席，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旗帜，为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党的事业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匏安还积极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当时，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影响他们的生计，有罢工回广州后食宿无着等种种顾虑。杨匏安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工农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与工人及工会领袖进行了沟通，打消工人们的顾虑，罢工很快就发动了起来，这件事充分折射出杨匏安优秀的组织能力。

为官清廉  一心为革命

在杨匏安的孙子杨岗看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用来概括杨匏安的精神品质。

富贵不能淫，高薪收入交给党作经费。杨匏安曾当过国民党的重要官员。国共合作时期，他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等，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

贫贱不能移，绝不接受南京“旧识”财物。杨匏安被捕之后，隔了很长时间，设法从狱中传出一张字条，是用铅笔写的，大意是，近日有南京“旧识”劝他，他不为所动。他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果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他还特意在字条里写下“虽穷缝纫机不可以卖去”这句话。他深知母亲年迈，妻子多病，6个孩子最大的才14岁，最小的只有3岁，今后的生活肯定会非常艰难。他叮嘱家人实在过不下去，就回广东。可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原来家中仅有的3亩地在父亲考入广东学堂附中时就卖了。他嘱咐不要把缝纫机卖掉，因为那是家里唯一的谋生工具。

威武不能屈，四次被捕入狱始终不变气节。早期从事革命事业，危险重重，杨匏安一生中有4次被捕入狱的经历。第一次在青年时代。当时，他才17岁，刚从广东高等学堂附中毕业，回母校恭都小学当老师。校长贪污公款放高利贷，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揭发了这件事。不料校长贿通官府，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拘捕入狱。第二次是省港大罢工。杨匏安是五人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是代表廖仲恺去的，主要是做好工会国民党上层说服工作。后来港政府宣布戒严，他在海员戴卓民家被捕。后因没有证据，很快被释放。杨家迁居上海后，有一次，因为党的一个刊物《红旗》暴露，印刷机关被破坏，杨匏安第三次被捕。这次被捕，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大力组织营救。最后一次是有叛徒向国民党特务告密，杨匏安没有再回来。在狱中，面对劝降，杨匏安坚决地说：“死可以，变节不行。”据杨匏安亲属回忆，蒋介石还接连给杨匏安写了两封劝降信，但被杨匏安撕得粉碎。最后，蒋介石还亲自打电话到狱中劝降，但杨匏安一听是蒋介石的电话，就将话筒摔到墙上，最终英勇就义。

杨匏安壮烈牺牲后，除了缝纫机，家里什么都没有。由于之前杨匏安交代不能接受不认识人的资助，也没有向党组织要求什么，最后其大儿子、二儿子被送到孤儿院，间或有人资助。据杨匏安的儿子杨明生前回忆，父亲牺牲后，周恩来对他们一家非常照顾，曾对他说过，“你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

家风清明  遗风照后人

“我们的家风，其实没有以文字形式传下来。但在我看来，就是踏踏实实做事，低调做人，清清白白，公私分明。”在采访中，杨岗仔细想了想，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老一辈人，踏实认真是他们的标签。“大家虽然四散天涯，但受到爷爷的影响，继续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我父亲跟着我姑父去了香港，在香港的地下党电台工作，后来回到内地参加了东江纵队；我二伯到了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了西安，见到周总理，再跟着周总理去了延安；四伯也是差不多，辗转到了延安；大伯是参加了共产党，随后参加朝鲜义勇军。”杨岗介绍，这些长辈的事迹时刻警醒自己，要为人民好好做事，踏实做事。

“周总理刚去世后，当时二伯在七七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航天工业部，有人找他去凭吊周总理，周围人才知道这个人和周总理有特殊交集，大家都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没有任何显露。”杨岗介绍说，还有一点他记得很清楚，小时候他不知道爷爷是个革命烈士，因为父母从来没有刻意和他说过，最后是读小学时被邻居告知，当时真的是非常惊讶。

清清白白，公私分明。在国共合作时期，杨匏安身居国共两党要职，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对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用人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常会有人找他要求介绍工作，安排职务。他的原则是：坚持秉公办理，丝毫不讲私情。同时，也坚决要求家人不要做任何利用他的权势获取好处的事。杨匏安的这些举动一直影响着他的后人。清白持家、两袖清风的家风让儿子杨文伟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保持着如父亲一样的清廉——杨文伟的女儿在北京读书时，想要一辆自行车，而当时公社里面有这些物资，只要他开口，马上就可以有，但是杨文伟却说不要。

尽管家风没有以文字传下来，但“缝纫机”却承载贯穿了杨家家风。它是杨匏安一家人的希望，家人依靠它帮人缝衣聊补生计，修了又修舍不得换。即使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大家也不愿意卖掉这台缝纫机，坚决守护他们一家的“精神支柱”。可以说，这台缝纫机保留着杨匏安的气息，传承着杨家的家风，是他对家人的牵挂和坚持为公的信仰，一针一针，以“公、正、勤、廉”的精神风范影响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