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7个教师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忆古怀今，感念师恩，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高度评价，也是教师肩负民族重任、时代重任的真实写照。近代以来，很多革命先辈都怀揣教育报国理想，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把“教书育人”的教师理想具化为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传播革命火种，为新中国的胜利贡献光和热。

　　毛泽东：“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年轻的毛泽东曾有做教师的理想。他曾对友人说：“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毕业，被聘任为一师附小主事。当时新民学会的诸多友人选择赴洋勤工俭学。毛泽东认为，为国家和民族谋求出路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如果留洋回来再考察研究，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难以开展，遂作出了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

　　在一师附小任主事期间，毛泽东把对民族、社会、国家的思考，转化为丰富的教育实践。他重视打通学校与社会的隔阂，把社会教育纳入课堂教学，启蒙学生了解关心时事政治，同时鼓励教师通过教育工作推动社会进步。期间，他革新学校制度、开夜学、办书社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等，团结共同志向的朋友，积累群众事业的经验。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从附小出发，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从此与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1950年，毛泽东为母校题写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周恩来：最年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时年26岁，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周恩来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于当年8月底回国。同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派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刚到任就对军校政治工作进行了梳理，提出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他雷厉风行地扩大和健全组织机构，将政治部增设指导、编纂、秘书3个股，并从学生队中选调蒋先云、李之龙、王逸常、杨其纲、洪剑雄等优秀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见习干事。

　　在周恩来主持下，黄埔军校重新制订了政治教育计划，把政治教育提升到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政治教育的内容丰富多彩，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外，还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编写大量通俗辅导教材。在常规政治教育内容上，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这些政治教育活动，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和爱国情怀，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工作骨干。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和学员们亦师亦友，除了给学员讲课外，还经常参与听课和讨论，关心学员的饮食起居，被学员称为“最好的老师”。

　　邓颖超：“要我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当教师”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还曾经是一名教师，有过五年教师经历。

　　1920年，16岁的邓颖超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应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任教，从此走上教师岗位。

　　1922年夏，邓颖超受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的邀请到该校任教。邓颖超认为，不仅要给学生传授文化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的高尚情操，她注重以讲故事的方式启迪学生。期间，邓颖超与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女星社”，“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并加入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8月，她与女星社社员创办了天津“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力图通过教育唤醒并培养妇女自主生活的能力。1924年6月，女星社又创办了“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免费为成年失学妇女授课。这些教育实践对当时妇女摆脱封建枷锁束缚、争取自身解放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她们在教学中传播革命的种子，培养了一批中国妇女运动的骨干。

　　邓颖超曾坦言：“我在20年代的时候当过5年老师，我喜欢所有的孩子，看到他们开心我也会很开心。”“如果要我选择职业的话，我还是选择当教师！”、

　　萧楚女：“做人要像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

　　萧楚女是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在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坚信“谁得到青年，谁就得到胜利”，他把培养青年以拯救民族作为自己的执教信念。

　　为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萧楚女的足迹遍布全国，鼓励学生学习新文学、宣传移风易俗；1921年秋，萧楚女在安徽省宣城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提出“到民间去”和“改革社会”的口号，鼓动学生们关注并参与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中去；1922年到重庆，为解决进步青年的失学问题，建立了私立重庆公学，培养自立谋生、爱国爱民的新人；1923年6月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青年人生的指路明灯”“知识海洋的掌舵人”。

　　1926年3月，萧楚女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他亲自编写讲授大纲发给学生使用。有一次，他在讲课时，突然吐血了，学生们劝他回宿舍休息。萧楚女决然地摇头：“人是应该利他的。做人要像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至少也应该像一支蜡烛，在黑暗中照耀别人。”后来病情严重的时候，他讲课时常坐在一条长椅上，一手攀住讲台，一手支在椅上，边咳边坚持讲课。

　　1926年11月，萧楚女受邀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课上，他再次谈到了“蜡烛人生观”，说：“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杨匏安：“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与李大钊并称为“南杨北李”。他青年时期就主张“德学兼治”，立志做一个志向远大、品德高尚的人。

　　从两广高等学堂附中毕业后，因家庭变故无力支撑他继续念书，杨匏安回到家乡母校担任小学老师。他满怀热情，立志做个为人师表的好老师。学生都很喜欢他，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师”。期间，他揭发校长贪赃枉法却反被诬陷入狱。经此冤狱，杨匏安开始认清当时社会的黑暗，更加坚定了追求光明的信念，不久便踏上东渡日本求学之路。在日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归国后，杨匏安先在澳门当家庭教师，1918年举家迁到广州，在一所中学担任国文老师兼教务主任。因学校经费不足，杨匏安经常靠典当借贷来维持一家生计。当时广州警察局一位同乡欣赏他的才华，想请他去当秘书，杨匏安不愿同流合污，拒绝了这份“肥差”。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在杨家祠开办注音字母训练班，和堂叔杨章甫等人教唱《国际歌》，利用讲课、唱歌进行革命宣传。注音字母训练班就成了掩护共产党组织活动的一面招牌。1922年初，杨匏安为广东青年团创办的《青年周刊》撰写宣言，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此后的革命岁月里，杨匏安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都不忘对党的初心和忠诚。为了理想信念，他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用年仅35岁的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人生篇章，铸就了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