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与早茶，是广州人的一个标签。广州人喜欢饮茶，爱说饮茶。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清楚注明“饮茶”为方言，是“粤港一带流行的生活方式”。饮茶——粤语俗称“一盅两件”，也可视作饮茶代名词，属于广州人或者广府民系生活习俗的标记。

广府人，指聚居在珠三角及港澳等一带以粤语（俗称白话）为母语的人。他们早上见面会说的第一句问候语，不是早上好，而是“饮咗茶未？”——意思是吃了茶吗？彼此间相约说个事、约个会，爱说的也是“得闲饮茶”。用广州作家黄爱东西的话说：你是否属于粤地土著或者已经被同化成土著，就看你会不会说“饮咗茶未”这句话。这个细节真是标准粤式问候语，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呵！

所谓“一盅两件”，也指广府人饮早茶时一个人的份量：一壶茶两碟点心，后来成为饮茶的代名词。但80后广州本土漫画家阿婷则认为：“一盅两件”并不是代表吃的量，而是有更广的含意。“一盅两件”有去喝茶聊天的意思。喝茶聊天是广州人与朋友交流的一种方式。请喝茶，也是晚辈对长辈的孝心表达方式。如：（粤语）老豆听朝（招）请你一盅两件。即：爸爸明天早上请你去喝茶吃早餐。以前喝茶6点半就开市，要早起的，11点后就没有茶喝，是饭市时间了。所以也有点吃早餐的意思。一杯茶两件点心，所以叫“一盅两件”，现在看来很有养生观念。改革开放后，一天到晚都有茶喝了。“一盅两件”应该也是对广州人，尤其是中老年广州人每天早晨上茶楼吃点心聊八卦的民俗习惯的一种说法吧。

据史料记载，广州人饮茶的历史起码有几百年，茶仙陆羽就有涉及。以茶楼为标志考证，广州茶楼前身是“二厘馆”。在清代的咸丰、同治年间，这种“二厘馆”在广州城乡已很普遍。“二厘馆”多在街边巷口开档，上用树皮做顶，中用竹木搭建，下摆几张木台木凳，旁边生个炉子，炉上放一煲白粥、一锅油，老板兼伙计就站着搓捏面粉，或将面切成面条，下到油锅做成“油炸鬼”（油条），同时，还卖些芋头糕、松糕、钵仔糕等。茶价二厘（当时1毫钱等72厘）。当时有首民谣唱道：“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

后来出现茶居，茶居自然比二厘馆高级些，饮茶也讲究起来，当时只有“一盅”，还没“两件”。“一盅”就是指用石湾粗制的绿釉壶泡茶，每人一盅茶。茶客多是做“三行”（建筑工人的通称）和做苦力的劳苦大众，工友聚会，交流市道行情。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茶居一开，蜂拥而入，生意红火。不少茶友雷打不动，座位固定，天天见面。

到了晚清民初，茶楼在广州兴起。清朝光绪年间，当时商业中心十三行，办起了广州第一间像样的茶楼“三元楼”。楼高四层，当称 “高楼”，装饰得金碧辉煌，高雅名贵。此后，人们才把饮茶的地方叫“茶楼”，把品茗称之为“上茶楼”。同时，一些茶居扩大经营，发展成茶楼，但名字仍带“居”，如陶陶居、陆羽居、怡香居等。变化在于装修上了一个档次，门面富丽堂皇，经营推陈出新。
当时，广州人饮茶多是“一盅两件”。所谓 “一盅”，就是一个铁嘴茶壶配一个瓦茶盅，壶里多放些粗枝大叶的茶，茶叶苦涩而没有香气，但可提神和冲洗肠胃。茶客中流行着“清早一杯茶，不用请医家，也能通坑渠”，也就是所谓可以清肠胃，可以保健养生。所谓“两件”，多是粗糙的松糕、芋头糕、萝卜糕之类，虽然不怎么香口，但可以填肚子，干粗活的劳动人民颇觉实惠。后来，茶楼为了迎合达官贵人的要求，开始选用靓茶，并用山泉水泡茶；“两件”的质量也精细起来，或马蹄糕或烧卖，或糯米鸡或叉烧包，等等。

喜欢粤剧《天天茶楼》的80岁的冯婆婆对我说，从前茶楼简单。小时候随父亲去，一人一个大叉烧包堵住口，坐着吃，大人去说话，没有那么多点心。自己长大了，女孩子也不敢去茶楼。因为茶楼坐的都是爷们男人，那里是男人的世界。真正女人可以自由去，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问：“是妇女解放吗？”婆婆反问：“你说呢？”

西关老城长大的60多岁阿明告知，他年轻生活好转，茶楼饮茶通常是一盅（壶）茶，茶叶大多是普洱铁观音，也有红茶、秀眉、菊花、金骏眉等，有些人自带喝惯爱喝的茶。喝茶不止一盅，喝完加开水续茶。点心都是地道的广府食品：糕类的有萝卜糕、马蹄糕、伦教糕、黄金糕；粉面类的有猪肠粉、猪肉或牛肉拉肠、牛腩或云吞汤粉面以及各种炒面炒粉；蒸笼类的有虾饺、粉果、干蒸排骨、凤爪、糯米鸡、叉烧包、奶黄包；生滚粥类的有猪杂粥、牛肉粥、艇仔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所谓两件其实也可以不止两件，随意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吃多少吃多少。当然上年纪的老人，一般两个品种够饱了。朋友聚会，适当多几个，也是丰俭由人。

从小就随父母来广州的湖南人阿征，是一位中学教师，他退休后也迷上了茶楼。阿征认为中老年广州人爱上茶楼，大概是喜欢熟悉的场面氛围和面孔，茶桌上简单的扣手礼和闲聊，都让他们感觉慢慢悠悠自在放松。他上茶楼喜欢换着花样品尝美食，也是一盅两件的量。但家人朋友聚会自然品种数量都会更加丰富。阿征还专门做了研究，从前老人家早上五六点钟就要去逛公园，逛公园之前，就得先吃个早餐，广州人以前就已经比较注重这种仪式感，所以他们不会像现在上班族那样，就买个早餐打包，回到公司再吃。他们要在公园附近的那些茶楼坐下来喝个茶，然后再去。因为都是一两个人，所以只是叫那么两件点心。由此可见，饮茶在广州原为平民化的饮食行为，属于底层人民的大排档——而“大排档”一词是香港的叫法，清末民初，这一类食肆叫“二厘馆”，收费低廉，价格相当便宜。二厘馆大多卖蛋散、煎堆、豆沙包、大肉包、炒米饼之类的廉价糕点。清光绪年间茶楼才开始出现，茶楼比二厘馆又上了一个档次，从前，早茶形式简单，多是男客，一盅靓茶，两碟点心，一张报纸，慢慢享用。故有“一盅两件”之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准逐步提高，但广大市民百姓老法依旧。

真正的变化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盅两件”被大大突破，发展成十几件几十件精美点心，琳琅满目，数不胜数。茶楼不但大受欢迎，生意兴隆，而且成为“文化北上”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已铺向全国各地，形成一种广字号的饮食文化。回望岁月，“一盅两件”也经历了由简而繁的过程，这里固然有生活越来越好的因素，也有近年生活奢华排场之风的影响。广东人一向讲求：“低调、务实”，我以为“一盅两件”就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习惯。在党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当下，如何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一盅两件”无疑是一个可以效法的方式与观念。（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文艺评论家、广东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