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陈亚新涉嫌为民营企业在承接工程、工程款结算、项目验收、设施回购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贿赂；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巡视员王其民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或职务影响力，为相关企业在工程招标、承接工程、设备供应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相关企业负责人所送巨额贿赂，并多次收受相关企业所送礼金；原从化市政府党组成员、国土房管局原局长张献华涉嫌在“三旧”改造项目和场地选址、矿产资源检查、商业地产项目开发等方面为相关企业负责人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贿赂……近期，广州通报了5起官商勾结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暴露出一系列官商勾结、以权谋私问题，涉及工程建设、设备采购、土地开发等领域。严查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问题，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仍然任重道远。

政商交往应有道。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的过程中，政商关系是市场经济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形成良性循环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

官商勾结催生腐败恶果

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各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然而现实中，一些官员和商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见不得光的交易中各取所需。

今年7月，中央巡视组在向广东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官商勾结、‘圈子文化’等问题仍然存在”，并要求广东坚决破除“圈子文化”，严厉整治官商勾结；严肃查处“借手取财”“期权回报”等腐败问题；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从本轮巡视和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官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滋生的无外乎腐败。“借手取财”“期权回报”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用“股权代持”“期权交易”等方式，变着花样搞权力寻租的“障眼法”。此前已被查处的广东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吴升文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时不收钱，却在几年后通过家属收取感谢费，或要他帮助过的老板出资“赞助”其控制的公司。

当前政商关系不正的另一个问题是“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相互交织。有的领导干部身边长期围着一帮老板朋友，领导干部为老板出面“站台”、牵线搭桥，帮他们揽工程、拿项目，攫取巨额利益。老板则“知恩图报”，安排领导干部吃喝玩乐，甘当领导干部的“提款机”。广东医学院原党委书记江文富“落马”之后，曾在他的忏悔书中描述称，“附院副院长曾某主动为我鞍前马后，我要散步，他陪着；要游泳，他陪着；误餐没饭，他安排；胃病不舒服，他煮好营养汤送来；假期要外出旅游，他安排好并全家陪同，贴心、舒服；想认识老板作朋友，他介绍李某，想我之所想。”曾某殷勤备至的目的不言而喻。“当曾某跟我说李某想插手附院CT设备采购时，我犹豫了好几天，有顾虑不想同意，但想到曾某的鞍前马后……最后横下心来打电话给当时的院长说了这事，结果院长照办了。”江文富在忏悔书中说，一直不打招呼的戒律破了，缺口就此打开。

官商勾结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当政治与经济“深度交织”、权力与利益“紧密相伴”、官员和项目“撮合联姻”，政治生态就难免腐化、恶化、异化，权力就难免沦为攫取财富的工具，催生出腐败恶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贿随权集”是病根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从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说，“导致政商关系不正常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政’的原因，也有‘商’的原因，但‘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省纪委监委有关调研情况表明，当前政商关系的问题结症主要在于：市场交换原则渗入党内生活；简政放权不够到位，权力干预微观经济的情况仍存在；惩治打击力度不够，未能形成有效威慑等。

其中，市场交换原则渗入党内生活尤其值得我们警惕。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和对敌斗争两个前沿，长期以来商品交换的那一套或明或暗渗透到了党内政治生活中、渗透到了一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中。例如，粤西某县一住建局局长罗某，对某开发商报建手续齐全的项目迟迟不签批，找出“图纸不美观”“过不了会”等各种借口向开发商“敲竹杠”，最终索要到了16万元。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而这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牢牢掌控“稀缺资源”，民营企业为占据有利位置，就千方百计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

“企业面临的堵点、痛点、难点主要就是营商环境问题。”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近日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一方面是“准入不准营”“办照容易办证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是办事难、办事繁，部分事项的审批流程还不够优化，环节过多、链条太长，存在重复提交材料等问题。对此，广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行政审批总量压减比例超过50%。“但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让企业办事不难不慢等方面，我们改善的空间还很大。”马兴瑞说。

“权力制约”是良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民营经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视察广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新型政商关系话题被总书记反复强调，这既是明确的要求更是殷切的希望，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快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近年来，广东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广东实际，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对中央巡视反馈的官商勾结问题，广东省委高度重视，强调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巡视整改，明确由省纪委监委负责官商勾结问题的整改。“坚决铲除滋生官商勾结的土壤，严防腐朽封建‘官道’和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政治生活渗透。”广东省委的要求斩钉截铁。

广东省纪委监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剖析2016年以来查处的81名涉及官商勾结的厅级干部案件，深入总结把握官商勾结的新特点，全力推动建章立制，从严监督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2018年9月，广东省委印发《关于深入整治官商勾结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从形成强大震慑、开展专项治理、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整治官商勾结问题的举措，为党员干部设定了官商交往的“红线”。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该提供的各种服务真正服务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领导干部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广东积极探索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廓清了长期以来处理政商关系存在的误区，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